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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河長唱知青歌

作者:薛天云 發布時間:2020-11-15 09:43:32 來源:知青問題研究所 字體: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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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薛天云,陜西省宜川縣云巖鎮南海村人,高67級畢業后回鄉,先后擔任云巖鎮黨委書記、宜川縣副縣長、延川縣常務副縣長、子長縣縣長、延長縣縣委書記等職,2007年在延安市農業局退休;本文寫于2013年1月13日,摘編自《云巖河的歌》一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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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云巖河的歌》書稿一連讀了兩遍,伏案而思,感慨萬端。讀到許多知青對當年艱苦經歷的描寫,不由人熱淚盈眶,感同身受;讀到他們對鄉親和第二故鄉的誠摯感情,使我這個云巖當地人愧感有加,自嘆不如;讀到他們對那段插隊經歷的理性客觀的認識,刻骨銘心的記憶,無怨無悔的表述,使人肅然起敬,感佩之心油然而生。

  全書39篇文章,全部用事實說話,真人、真名、真地點,記述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每一個觀點,都是那么活靈活現,都是自己真情實感的寫照,讓人讀后覺得敘事實在,猶如身臨其境。字里行間,言談之中,無矯揉造作之詞,更無嘩眾取寵之意。正因為這都是說真話、表真情的文章,才能沁人肺腑、感動讀者。他們對那次上山下鄉插隊中的個人經歷和感受原汁原味地記錄,已不是一般的回憶文章,而是記錄歷史的珍貴資料。這本書會隨著時間的推移、年代的久遠而更加彰顯其光彩。

  讀《云巖河的歌》時,過去的許多事情,一幕幕、一件件清晰地浮現在腦海之中。從1966年上半年開始“文化大革命”,學校一直停課“鬧革命”,該招生的沒有招生,該畢業的沒有畢業。1968年12月,毛主席發出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號召。此時,全國各類大學暫停招生,初中和高中學校的“六六”級、“六七”級、“六八”級學生,是農村戶口的回鄉參加勞動,是城鎮戶口的上山下鄉到農村插隊接受“再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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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元月12日下午,數輛大卡車把400多名北京知識青年送到陜西宜川縣云巖公社院內,公社革委會舉行了簡短的歡迎儀式,宣布了分配到各大隊插隊的名單,知青們就跟著各隊來接的人連夜進村了。前幾天,剛剛下了一場大雪,云巖大地白雪鋪蓋,寒風刺骨。知青們冒著零下20多度的嚴寒,踏著吱吱作響的雪路,走著蜿蜒崎嶇的山道,上山下洼,艱難地行進在云巖南北二塬的山山峁峁上。那時農村的道路都是二、三尺寬的小路,并無公路(上世紀七十年代“農業學大寨”中修成公路)。他們中不少人穿著塑料底鞋,稍有不慎,便會滑倒在地。最遠的村,離云巖鎮三十多里,他們足足走了五六個鐘頭。他們在這幾個鐘頭內,走了有生以來最長的山路、雪路,多數人也是第一次走了這樣難走的路。對他們的第一場考驗,竟是冰天雪地、寒風凜冽、雪路漫漫!云巖人民看著這些遠離父母的孩子們,心痛難受,不少人為之抹淚。云河也記住了從冰上走過的知青,為他們的壯舉吟唱贊行。

  我是宜川中學高“六七”級的學生,在1968年10月回村勞動,對他們自然是“惺惺相惜”、倍感同情。經過多年的風風雨雨,現在回過頭看那場上山下鄉運動,我認為,從毛主席發出知識青年接受“再教育”號召的本身動機而言,雖不能妄加猜測,也能清楚地看到,他是要讓知識青年經風雨、見世面,歷經磨難,提高抵御能力,把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寄予這一代人身上。毛主席曾把自己的兒子毛岸英送到農民家中“上農村大學”,并號召當時到延安來的青年知識分子到工農中去,非常注重知識分子與工農大眾相結合。“文化大革命”前多次倡導城市知識青年到農村去、到邊疆去鍛煉。所以,知識青年上山下鄉與工農相結合,并非始于“文革”,而是中國共產黨從延安時期以來的一貫主張。從孟夫子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到毛主席號召知識青年到農村去,中國的傳統文化不害怕人生遇到苦難的磨煉,而把這種“磨煉”看作天賜的人生機遇。毛主席本身就是歷經苦難折磨,才把中國革命引向勝利的,所以他很重視讓青年人“吃苦、磨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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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69年初插隊接受“再教育”的知識青年,在農村鍛煉幾年之后,大多數在國家招工、招干、上學中得到了新的工作崗位。極少數留在農村的知青,當地政府都進行了妥善安置。知識青年們回城以后的際遇不同,對上山下鄉運動的看法也有差別。多數知識青年對自己在農村受到的鍛煉持肯定態度,認為對自己一生是有益的。

  歷史上任何一次千百萬人的實踐活動,都是偉大而復雜的,都是需要歷史根據當時留下的資料去記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插隊勞動的實踐活動,有什么收獲,有什么教訓,只有這個實踐活動的主體——知識青年本人最有發言權,《云巖河的歌》就是切膚深刻的體會,中肯恰當的評論。云巖河兩岸人民群眾對北京知識青年歷久不衰、彌足珍貴的記憶,對知識青年良好形象的高度評價,更是人間正道、千古評說!

  我是回鄉青年,有家有舍,有親人關照,不需做飯,沒有生活上的后顧之憂,對插隊青年的艱苦生活沒有身歷其境、甘苦自嘗的經歷,自然體會不深,但我從自己接觸知識青年的過程中,以“旁觀者清”的方位,看到了他們的難處,體會到了他們的苦衷。

  知青來到這黃土高原上宜川農村插隊,首先要過“兩關”,即“生活關”和“勞動關”。開始時,生產隊派人給知青做飯、打柴、馱水,后來他們自己輪流做飯,自己上山打柴,下溝馱水,還要堅持參加集體勞動。做飯的活兒雖不重,但天天、頓頓做飯,卻是人生很難的一件事,而且要把飯做得好吃,更不容易,許多人一輩子都辦不到。進山打柴,那是農村最累的勞動,把柴邊砍倒邊攏到一塊,就是農民要做到這一點,也得幾年實踐。把柴砍好后要捆起來,再從溝底背到塬邊回村的路上,一般都得爬幾百米的坡,背柴時肩膀酸疼、汗如雨下,不習慣的人一天也砍不回一捆柴。每次下溝馱水,來回要走幾里路,碰到連陰雨天,就得把天上降的雨水集起來,用它燒水做飯。隊里給的糧食要在石磨上磨成面粉,小麥、豆類、玉米等糧食各有各的磨法,不然磨成的面粉便不好吃。磨面時,知青們請村里的大娘、大嫂幫忙,有些女知識青年也像農村的婦女一樣,攏著頭巾,渾身上下彌滿了面粉。年好過,月好過,日子難過,天天與“柴、米、油、鹽、醬、醋、茶”七件事打交道,天天刷鍋洗碗,我認為是天下最難的事,可許多北京知青卻把這種生活過了好幾年。城市里來的知識青年愛講衛生,但農村的水來之不易,連燒水做飯都不夠,哪有洗澡、洗衣服的水?他們就把衣服拿到溝里小河邊去洗,等天熱了到云巖河僻靜處泡個澡。這樣艱難的生活,他們大多數人經過一段時間的適應,習慣了,熬過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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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參加農村勞動,并不像體育鍛煉那樣輕松愉快,對各種農活都有一個學習、習慣的過程,像豫劇《朝陽溝》中銀環初學勞動的體驗,北京插隊知青人人都親身經歷和體驗過,但是他們挺過來了,有的還成為莊稼活的行家里手。我們南海村有個知青程偉明,他的乳名叫“小毛”,鄉親都親切的叫他小毛。小毛每天做三頓飯,天天參加三晌勞動,社員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一年的出工數不少于農村的壯勞力。晚上還要看一會書,遇到有興致的人和事,便寫詩作詞,抒發一番詩意。后來他被調到南海峁生產隊,我村人隔三差五去看望他,一直保持著親密關系。在北海村插隊的幾個女知青,他們天天下地勞動,唱著歌上工,唱著歌下工,女知識青年童廣蘭還被社員選為婦女隊長。后來我到縣上參加了工作,下鄉中每到一個小山村,總有那么幾孔窯洞,糊著雪白的窗紙,窯畔上掛著幾串紅辣椒,門口放著幾把鋤頭、镢頭,看似普通的農戶,實際是北京知識青年的住處。他們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出門一把鎖,進門一把火,過著和農民一樣的日子。此情此景,讓人感到由衷佩服,更有所思。

  北京知識青年在過好“生活關”、“勞動關”,接受“再教育”的同時,很快和村里農民融為一體,農民夜校有他們的讀報聲,田間地頭有他們矯健的勞動身影,農民炕頭有他們盤腿而坐親切拉話的場景,一些艱難險阻的關頭有他們帶頭沖鋒的英姿。他們理智地思考自己遇到的人和事,公道地評說農村的是與非,虛心學習農民的善良品德,積極參與生產隊和國家的各項建設。他們敢為天下先,做前人沒有做過的事。他們有積極進取的革命精神,真是“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艱苦創業于斯,憤發圖強于斯。

  縱觀北京知識青年在延安、在云巖插隊紀實,我認為他們在以下幾方面發揮了重大作用:

  第一,知識青年給偏僻農村帶來了新氣象、新風尚。

  知識青年組織農民上夜校、學文化、讀報紙,給農民教唱革命歌曲,辦墻報和黑板報,文化生活貧乏的小村莊,頓時有了生氣,活躍了起來。每年冬季,公社革委會把有文藝特長的知青組織起來成立宣傳隊,到各村巡回演出。知青們自編自演文藝節目,說村里事,演農民身邊事。久違了的文藝演出,又來到偏僻農村,農民看完節目能議論好幾天。知識青年成了黨和政府宣傳、組織、動員群眾的骨干力量,起到了橋梁作用。

  北京知識青年到云巖插隊,為云巖大地帶來一股強勁的新風,注入了許多新風尚,這是促進云巖社會進步、風氣革新的一次里程碑和顯著標志。他們穿戴的衣帽款式、平時的言談舉止、見人噓寒問暖的禮貌語言,都成了當地人學習的榜樣。在知青未來插隊之前,云巖本地人穿的衣服還是解放初期遺留下的老款式,男女都穿大襠褲,女人多數穿右襟襖。到了冬天,農民穿棉衣時,內襯就只是一件背心、一件短褲,沒有內襯的長衫和長褲;棉衣外也沒有外套,棉衣一旦穿上,就得到明年換季時才脫下來。從古歷9月底穿上棉衣,一直到第二年清明節前后脫掉棉衣,要穿五至六個月,棉衣內外都很臟。家境好的,過春節時換穿新棉衣,有半數家庭無衣可換。這固然有經濟落后的原因,也是一種老習慣使然。有些圍著鍋臺轉的婦女,棉襖襟上有一層厚厚的、硬硬的污垢,有的小孩的棉衣袖上也布滿了污垢,可以擦著火柴。自從北京知識青年來插隊后,這種穿衣習慣逐步得到了改變。先是年輕人跟著學,過了二三年后,老年人也改變了原來的習慣。人們棉衣內都穿長襯衣,棉衣外都穿外套上衣和套褲,農民把它叫“罩衫”、“罩褲”,過上一個多月把襯衣和外罩洗一下,既衛生又美觀。原來的大襠褲換成了西式褲,年輕人把圓帽殼換成了軍帽,婦女們穿上了對襟襖,很少見到穿右襟襖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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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小看這生活習慣的改變,須知許多文明、革新是從吃飯穿衣這些生活細節上開始的;任何大改革、大的社會進步最后是否成功,要體現在千百萬人的生活習慣的改變上,就如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以后,再也見不到穿長袍馬褂的人,標志著一個新時代開始了。

  知識青年敢于破除迷信,開風氣之先。許多當地陋習是在北京知識青年插隊之后逐漸消失的。他們在當地的生產活動、紅白喜事、逢年過節、鄰里交往等事體中,注入了大城市的新風尚,使人們遠離了不少陳規舊矩。受到最大沖擊的舊觀念、舊習慣是“男尊女卑”。當時生產隊掏羊糞時,不許女社員進羊圈干活,只能在外邊把羊糞往地里擔送,說女人進羊圈不吉利。可那些北京女知識青年就敢破除迷信,挑戰這種“男尊女卑”習慣,她們帶頭進羊圈掏糞,讓男社員往地里擔運,事后并沒有不吉利的事發生。諸如此類“男尊女卑”的事例,自北京知識青年插隊后就少了許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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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知識青年是農村經濟、文化建設的生力軍。

  知識青年對農村各條戰線的發展,都起了帶動和促進作用。他們倡導引水上塬、修建公路、新建學校等公益事業,他們為引水上塬等事業購買材料、爭取投資,帶頭參加勞動;他們創辦幼兒園、當“赤腳醫生”,有的還到農村學校任教;在大搞農田基建、平整土地、興修水利事業中,更是一馬當先,帶頭沖鋒。有的知識青年還擔任了大隊支部書記、生產隊長、公社革委主任等職,在戰天斗地、改變面貌中帶領群眾前進。1973年,谷堆坪大隊女知青殷麗麗擔任了該大隊黨支部書記。陜北的早春二月(古歷),冰水依舊刺骨。為疏通谷堆坪村前的一條水渠,殷麗麗率先跳進水渠,揮舞著鐵鎬,大干起來。其他社員跟著跳下去,清理渠水中的石頭、淤積物。兩個多小時后,水渠暢通,使一片小麥田得到灌溉。

  我國著名科學家錢三強的兩個女兒錢祖玄、錢民協原在孟家塬村插隊,后來調到云巖大隊。云巖大隊辦了一個豬場,一年換了幾任飼養員,依然沒有起色,豬越來越瘦。后來大隊就讓錢氏二姐妹去辦豬場,漸漸有了起色,越辦越好。1972年我在宜川縣委宣傳部通訊組工作,我們通訊組把錢祖玄、錢民協辦豬場的事跡寫了篇報道,曾在《光明日報》、中央廣播電臺發表。廣播這個稿件的那天,錢三強同志正在“五七”干校勞動,他聽到廣播后十分高興,因為稿子的開頭語就是“我國一位著名科學家的女兒……”,他既為女兒高興,也為自己高興,這意味著他可以得到“解放”,又重回科研工作崗位上了。后來錢三強同志還給我們通訊組送了一套《馬恩列斯選集》,表示感謝。

  云巖河流淌了多少個世紀,從來沒有人整治過它的河堤。1975年云巖公社黨委決定整治云河河堤,當時北京知青梁和平擔任云巖公社革委會主任,他按照公社黨委決定,發動云巖公社群眾學習大寨精神,連續兩年秋冬會戰,筑起了從泥灣村至呼家河村的二十里云河石頭長堤,并把河堤以上2000多畝高低不平的川地平整為水地,從而使云巖面貌煥然一新。在這兩年會戰中,梁和平背石頭、打炮眼,身先士卒、沖鋒在前的事跡,至今還是云巖人民傳誦的佳話。雖然那時因財力不足,導致質量不高,石壘大堤后來被洪水沖了不少,也因鎮村兩級管理不善而被人為地拆了不少,但畢竟給云巖川道人民造福多年,至今多處遺跡尚存,使后人從中看到那個年代的人們是如何的激情滿懷、干勁沖天,當年的北京知青是怎樣的為云巖大地奉獻美好的青春年華!

  “老三屆”學生是一群“心懷祖國,放眼世界”的理想主義大群體,他們把自己的前途命運和祖國、人民的前途命運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有一種不怕困難、不怕邪惡的大無畏精神,有一種徹底為人民服務的高尚情操。堅定的理想、信念,是北京知青能夠經受艱難困苦考驗的根本動力。他們對地方工作沒有成見,不計個人私利,敢于揭露落后,敢于建言,有新思想、新觀念。1969年冬在延安插隊的北京知識青年給中央、國務院寫信,反映了延安老區人民生活貧困的實際情況,周總理讀了信后幾次難過的落淚,深感對不起老區人民,這才有了1970年春延安人民重新學習貫徹毛主席在1949年給延安人民“復電”精神的熱潮,有了北京市支持延安地區發展“五小”工業和整體國民經濟建設的宏偉計劃和行動,有了北京市派出大批干部支援延安建設壯舉,有了周總理1973年關于延安要“三年變面貌,五年糧食總產翻一番”的指示。北京知識青年這次“上書言事”功莫大焉,利在當今,功在千秋,是解放以來對延安建設的一次最大推動。

  貫徹“復電”之時,云巖公社把我從皮頭初級中學調到云巖公社機關工作,一方面管理職工灶,一方面為公社革委會搞些文字工作。當時公社革委會辦了一份小報《云巖通訊》,我是主編。收到了各隊北京知識青年寫的大量稿件,除了選登一些外,我把原稿都送給當時的公社領導傳閱。我記得張忠智主任有一次給我說:“北京知識青年的文章寫的好,有觀點、有思想,關鍵是能說真心話,使咱們對原先不了解的情況知道了真情。他們有些建議,提得太好了!這些娃娃,是國家的寶貴財富啊,有了他們,就不愁了。”

  在那次貫徹“復電”中,云巖的首戰是實現“村村通廣播,戶戶安喇叭”和啟動蘭水月小型水電站工程建設。在通有線廣播中,在各大隊黨支部的領導下,各村的北京知識青年接線、安喇叭,幾乎所有技術活都是他們干的。有的知青還在接通公社到本村線路的同時,給村里也置辦了一套播音設備,他們自己寫稿件,當播音員,發布本村消息搞宣傳。不到10天,云巖公社實現了“村村通廣播,戶戶安喇叭”。北京知識青年的建議和積極行動,為云巖公社貫徹“復電”、落實“三變五翻”指示,做出了重要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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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知識青年是推廣農業科學技術的先鋒。

  北京知識青年學習做農活,不是簡單地學習镢頭怎么用,犁耙怎么扶,而是著眼于如何改革耕作制度、如何推廣農業實用技術,從科學創新著手學習農業生產經驗。“農業科技實驗小組”、“實用技術推廣小組”、“高產糧棉試驗小組”,在各村的北京知識青年中如雨后春筍般發展起來。他們有文化,接受科學技術速度快、膽子大,敢于實驗,很快就出了成果。1970年,谷堆坪村知識青年和蹲點干部賀生力試種的一塊密植良種玉米,畝產超過千斤(當時一般田是200多斤),成為全公社觀摩學習的榜樣。1972年云巖北塬東片有一個村以知識青年和基層干部為主的科學實驗小組(我對村名記憶不清了,但對這件事記憶清楚),搞條播小麥試驗,畝產突破400斤,成為全縣塬區小麥畝產最高的田塊(當時一般田塊畝產小麥70多斤)。谷堆坪插隊青年于大華,利用公社衛生院一個淘汰的高壓滅菌鍋,土法上馬,試制成功植物生長刺激素“920”,還試制成功“5406”菌肥和“殺螟桿菌”等微生物制品,應用于大田收到良好效果。于大華把這些微生物制品試制成功后,被請到縣農技站講課,在全縣推廣。當時知識青年這些農業科學試驗,有力地沖擊了因循守舊的舊習慣,使人們看到了希望,解放了思想,為宜川縣以后大搞科技推廣,起了開路先鋒作用。

  第四,知識青年和當地農民群眾建立了深厚的友誼,為地處窮鄉僻壤的農村和外部世界的聯系,架起了世代相傳的橋梁。

  知識青年在插隊中,感受最深的就是當地農民、基層干部的善良品德和吃苦精神。在插隊的風雨之中,他們和當地群眾結下了牢不可破的感情聯系。《云巖河的歌》中的文章,大部分反映了這一點,熱情的歌頌了他們之間的友誼和老百姓的樂善好施行為。事實并不像有些文藝作品或電視劇中描寫的那樣,農民都是“自私自利”之人,基層干部都是些“色利之徒”,農村一片“黑暗”。知識青年插隊之時,黨和各級政府對插隊工作是十分重視的,農民對知識青年是十分歡迎的,《云巖河的歌》有力地證明了這一基本事實。

  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深刻地親身感受了處于中國社會最低層的群體——農民的生活,懂得了基層,懂得了農村社會,知道了什么叫“勞苦”、什么叫“貧困”、什么叫“磨難”,這對他們走上新的工作崗位后,作決策的思路、干工作的作風,都會有極大影響,可以說是受益匪淺。無論是在普通的勞動崗位上,還是在領導崗位上,這批知識青年都是有特殊經歷的人。他們現在大多已年近花甲,有的已退休了,但對兒孫們講起插隊經歷,還是津津樂道,趣味無窮。事實證明,云巖知識青年中許多人后來成了某個地區的領導,所在單位的骨干,國家棟梁,與他們的插隊經歷是密不可分的。我國各地知識青年插隊的實踐,也證明了這一點。中國共產黨第十八次代表大會選舉出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名常委,就有四名有插隊經歷,其中習近平、王岐山就是當年在延安插過隊的知識青年。1994年習近平同志回延川縣梁家河探望鄉親,言談之間,對他那幾年的插隊生活很懷念,對梁家河鄉親當年對他的幫助非常感謝,還說,當年插隊的磨練對他十分有益。

  從上世紀七十年代至今,云巖的父老鄉親都十分珍惜他們和知識青年朝夕相處、風雨為伴的經歷,以及相互之間結成的深厚友誼。1984年春,我在云巖公社黨委工作,有一天去崾崄村下鄉,和隊長交談公有資產的管理時,隊長說:“原來的公窯大部分都賣給了個人,個別的承包給個人。只是原來北京知識青年王麗華住的窯洞,大伙不讓賣也不讓承包,要讓隊里管理,給大家留個念想。”我們去那孔窯院看時,窯面右邊的土崖上用镢刮了個方框,刻著“知青窯洞”四個大字。王麗華是1971年離開村子,至1984年已經10多年了,群眾還記著她。這樸實無華的感情,真是到了“愛屋及烏”的程度。

  我和北京知青聶新元同志(原宜川縣團縣委書記)通過多次電話,說起西迴村時,他用的詞是“我們村”。這讓我一下子回憶起和許多知識青年的談話,“我們公社”、“我們村”、“我們鄰居”等等,幾乎成了他們的“口頭禪”。離開村子四十多年了,還用“我們村”,可見感情之不一般!他們離開村子后,眷戀故鄉,眷顧鄉親,關注農村,和鄉親們保持著千絲萬縷、緊密無間的聯系,給村里、鄉里、縣里介紹項目、聯系資金,還把自己看作村里一員。鄉親有了難事,找知識青年幫助,有了病找知識青年聯系醫院。知識青年回到北京或到其他城市工作,鄉親們就感到自己在北京或哪個城市里有了親戚,娃考不上學就找知識青年到城里去打工。知識青年在工作中有了成果,鄉親們就像自己的子弟有了成果一樣,照樣感到自豪。這種聯系,促進了農村的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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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我們回顧北京知青插隊的歷史,正確全面地總結經驗教訓,具有重大的歷史和現實意義。“革命理想高于天,困難面前不彎腰”是知青上山下鄉最精彩的寫照。今天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中國夢”,就是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要有艱苦奮斗、自力更生的創業精神,否則將是一句空話。寫到這里,我愿所有的知青和云巖人民,不要忘記那艱苦的歲月,不要忘記那有益的砥礪,不要忘記知青和鄉親們的濃厚情誼。“老三屆”知青有特殊的經歷,有超凡的思維和創舉,他們在中國的歷史上將留下可歌可泣、永放光芒的一頁!偉大的黃河和它流經延安的支流,當然也包括云巖河在內,一定會長唱知青歌!

  另記:這里,我要通過《云巖河的歌》給在我村——南海村插隊的北京干部費嘉麟同志說句話,你為南海畫的毛主席像還完好的保存著,鄉親們至今感謝你。我還要告訴所有知識青年,為北海和云巖獻出寶貴生命的王長翠同志,是在1969年12月27日遇難的,至今北海村鄉親逢年過節都在祭奠她。

  后記:2015年5月,作者薛天云和北海村群眾在北海村頭水池旁給王長翠敬立了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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