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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習魯迅先生的戰斗精神

作者:于果 發布時間:2020-10-22 09:23:14 來源:旗幟時評 字體:   |    |  

  什么是魯迅精神?我們應該怎樣學習魯迅精神?對今天的青年來說,這個問題特別有意義。

  魯迅精神,應該說,就是指他的戰斗精神。而魯迅的戰斗精神,是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革命意志之下,與他的分明的是非觀念和熱烈的愛憎態度分不開的,是與他的【最清醒的現實主義】分不開的,尤其是與他不斷觀察社會、探求真理,時時解剖別人,而又更無情地解剖自己、不斷進行著自我思想斗爭、不斷追求著進步的精神分不開的;并且,他的戰斗意志是那樣頑強,那樣不屈不撓,有著那樣嚴肅、認真與堅定的鍥而不舍的特點,這真是一種韌性的戰斗。而韌,正是魯迅的戰斗精神的基本特征。

  有人曾用這樣兩句話來說明魯迅的戰斗精神: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有熱烈的是非與分明的愛憎。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這種精神,正如瞿秋白同志所分析過的,是黎明期的新文化運動的一般精神,就是反對封建主義。

  魯迅在當時鼓吹個性解放,激勵青年用這種精神去擊退那個可詛咒的時代,我們是完全能夠理解的。然而單單有這一條是不夠的。如果不與明辨是非、堅持真理結合起來,這種反抗精種就會帶著極大的盲目性。

  所以,在敢說、敢笑、敢哭、敢怒、敢罵、敢打的同時,還必須有熱烈的是非與分明的愛憎。

  魯迅在后來,就是這樣教導青年的:遇見所是和所愛的,就擁抱;遇見所非和所憎的,就反撥;并且,應該像熱烈地主張著所是一樣,去熱烈地攻擊著所非——只有分清是非,堅持真理,才能真正堅持戰斗。

  魯迅所以有分明的愛憎態度,就是因為他有強烈的是非觀念。他愛的是人民,是大眾;憎的是人民大眾的敵人,是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

  過去有人曾惡意地籠統地說魯迅愛“罵人”,仿佛他并沒有什么原則,他的戰斗全憑個人好惡出發;以為他的雜文,都不過是攻擊個人的文章。

  是的,他罵過不少人,但是,這些人的姓名,在魯迅的筆下,正如瞿秋白同志和馮雪峰同志所分析的那樣,簡直可以當做普通名詞讀,也就是可以當做社會上的某種典型來看,因為魯迅是把個別的具體的反動分子及其行為思想,跟舊勢力、反動勢力聯在一起去看的。

  他的觀察所以那么全面,他的分析所以那么深刻、尖銳和徹底,就因為他面對著的是整個的舊社會。他并不是堂·吉訶德那類對著風車作戰的人物。只有在情形看得分明的時候,他才對敵人反戈一擊,或擲出他的投槍。

  他也不是那種“聞風而興”的人物,不是趕風頭、趕浪潮,跟著社會上的什么一陣風跑的人物。所以,也有人曾譏笑他“第一個是冷靜,第二個是冷靜,第三個還是冷靜”。是的,歷年的戰斗和現實劇烈的變化給了他許多經驗,舊社會任何虛偽的事物,任何瞞和騙的把戲都逃不過他的銳利的眼光,但他的冷靜并不是對一切采取冷眼旁觀或超然的態度,一旦分清了是非,他就立刻決定了自己的愛憎,并且立刻行動起來。

  瞿秋白同志說魯迅不同于那些浪漫主義的革命家,說他恰好是那些浪漫諦克的革命家的諍友,說他是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并且特別指出了這種寶貴的革命傳統之一就是他那最清醒的現實主義。這對我們今天的青年來說,該是特別有教育意義的。魯迅的戰斗精神正是以這種最清醒的現實主義為根據的。

  魯迅的戰斗精神,魯迅堅持真理、堅持斗爭的精神,還尤其表現在他對自己的嚴格要求上。

  他對自己總是經常不斷地開展著自我思想斗爭。跟著中國革命的發展,魯迅終其一生,從進化論走到了階級論,從進取的爭求解放的個性主義進到了戰斗的改造世界的——集體主義,從一名民主主義者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他是經歷了長期思想改造的自我思想斗爭過程的。

  我們現在對于魯迅所以特別感到那么親切,正是因為他總是毫不掩飾自己內心的變化,而不斷地把自己的思想活動剖析給社會、給青年。

  他永遠不擺什么導師的架子,永遠在革命斗爭中把自己當做一個小兵,永遠在真理面前毫不躊躇地選擇著應該走的道路。

  他說,他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地解剖他自己,他一點也沒有夸張。對自己更無情面地進行解剖、進行自我批評,這不僅是因為他要追求真理、追求不斷的進步,而且也是為了對社會、對青年、對革命負責任。

  他說:“我的譯著的劇本,……每一增加,我自然是愿意的,……但也伴著哀愁,怕于讀者有害。”他總是怕自己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他并不諱言自己的缺點,總是覺得自己的靈魂里有“鬼氣”,而經常努力于擺脫過去舊傳統、舊思想給予自己的影響。

  從1920年他寫《一件小事》起,中經1927年和1928年他開始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一直到他逝世為止,他始終都是不斷地進行著這種自我思想斗爭、進行著自我批評。

  當他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時,自己說:“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他把這種翻譯工作,比做取火來煮自己的肉。當他知道了自己的錯誤的時候,就公開承認,說:“由我造出來的酸酒,當然應該由我自己來喝干。”

  他對自己總是做著極清醒的估計,而對社會、對青年、對革命總是表現出極大的自我犧牲精神。他總是強調自己的作品只不過是橋梁中的一木一石,并非什么前途的目標、范本,總是認為自己的著作應該和光陰偕逝、逐漸銷亡。

  他的這種時時刻刻進行深刻的反省工作的精神,正是他嚴格要求自己的一種表現,也正是他的戰斗精神的另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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