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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學的“個性”與“個性”的哲學

作者:張瑞濤 發布時間:2020-11-02 09:34:53 來源:光明日報 字體:   |    |  

  “哲學”一詞源自古希臘文“philosophy”,其詞根意為“愛智慧”,由日本“哲學之父”西周翻譯成中文并傳入中國。哲學的“個性”,是指作為智慧之學的哲學,隸屬特定的認知主體,從產生伊始便具有特定的民族性和時代性。“個性”的哲學,則是指不同的認知主體基于自身的學思體悟和生命情趣,構思出的具有差異性的哲學流派。

  一

  哲學的“個性”首先體現為民族性。恩格斯說:“一個民族要想站在科學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沒有理論思維。”這意味著,但凡在歷史上有過重要影響的民族,都有自己的理論思維、哲學思辨。中國人在創造獨具特色農耕文明的同時,構建出了體現中國哲學“個性”的哲學,譬如“和合”文化。“和合”文化是中華民族處理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人與人之間關系的哲學形態,貫穿于中國傳統倫理道德、價值觀念、心理結構、審美情感之中,為各家各派普遍認同。

  哲學的“個性”還體現為時代性。哲學的“時代”并不完全是歷史學以時間坐標為基準所斷代出的人類歷史發展時間段,而是基于“人文語境”的轉化,立足“詮釋文本”的轉變,凸顯不同“核心話題”的過程。因“核心話題”的不同,便有了哲學“時代”的差異。在中國傳統哲學的演進歷程中,智者們圍繞道德之意、天人之際、玄冥之境、性情之源、理欲之辨等哲學話題展開大討論,造就了先秦諸子學、兩漢經學、魏晉玄學、隋唐佛學、宋明理學,中國哲學由此顯示出鮮明的“個性”。

  二

  在民族的、時代的哲學“個性”演變歷程上,不同民族的不同智者根據時代的人文語境,基于“自我”主體立場的體認、理解和表述,造就出不同的思辨邏輯和言說進路。當然,無論路徑、方法如何不同,其彰顯的共同的特定時代的核心話題卻是相同或相似的。因此,主體差異對哲學話題體貼的多元性,便形成諸多“個性”的哲學。

  “個性”的哲學首先體現為智者的主體差異性和認知多元性。哲學是智者基于自身的生命感悟、心得體悟和學思勘悟對時代話題的追問,是認知主體的能力、實力、毅力、心力“四位一體”的和合過程:能力意味著智者主體積極性的發揮和思辨主動性的展開;實力意味著主體知識素養的培育和研究方法的豐富;毅力意味著主體持之以恒的精神和知難而進的志趣;心力則意味著主體人生閱歷的品鑒與對自我生命價值的體悟。可以這樣說,智者的研究興趣、求知欲是哲學研究的動力,為學志向與恒心是持續哲學研究的保障,學術素養、反思精神和觀察視界是哲學邏輯結構創新的催化劑。所以,智者圍繞時代話題,邏輯地闡釋問題和解決問題之“道”必然表現出“個性”的差異。就宋明理學而言,周敦頤、二程(程顥、程頤)、張載、朱熹、陸九淵、王陽明等都對“理欲之辨”這一話題進行思考,但因考察視域和解釋立場的不同,便形成了程朱理學、陸王心學和張王氣學,體現出多元化邏輯進路的“個性”哲學形態。

  “個性”的哲學還體現為開放性和創新性。哲學正在探討的問題和可能要探討的問題是開放的。哲學之思不是無病呻吟,必有其參照對象和未來路向,必有其所要解決的問題。如,在宋明理學工夫論問題上,程朱講格物窮理,希圖將“物理”自覺地開顯為道德修養和心性義理,但弊于對具體“物理”的不懈追求,造成“游騎無歸”的危險;王陽明即此展開以“良知論”為核心的道德革新,堅持“良知是自家準則”,認為只要把內在的道德至善充分外顯,自然形成良好的社會道德風氣。到陽明后學,則多重本體而不重工夫,如王畿以良知為“現成”玄說,直把良知作佛性看,落入狂禪的“道德虛無主義”;王艮從日用常行處指點良知,不重道德修悟,至李贄等,則拋卻工夫,落入打破一切道德藩籬的“道德自然主義”。劉宗周批評道:“猖狂者參之以情識,而一是皆良;超杰者蕩之以玄虛,而夷良于賊。”他繼起而建構以“本心”為提挈的,即工夫即本體、本體工夫圓融的工夫論:“工夫用到無可著力處,方是真工夫。”“獨之外,別無本體;慎獨之外,別無工夫。”所以,盡管朱熹、王陽明、劉宗周都談“工夫”,但因立意前提有異,故其破題入手和闡論進路并不相同,體現著“個性”的哲學思辨。

  三

  哲學的“個性”與“個性”的哲學往往交織在一起。從相對的地域差別和中外之別而言,特定民族的哲學有其“個性”表現,誠如在卡爾·雅斯貝爾斯所言之“軸心時代”(公元前500年前后),世界幾個重要的文明古國幾乎同時造就了影響后世的智者,中國出現了以孔子、老子、墨子、韓非子等為代表的百家思想爭鳴,印度出現了《奧義書》和佛陀對人類精神的探求,古希臘則涌現出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等為代表的“先知”和“賢者”。但是,因對各自社會、人生、思想規律的解構與建構方式相異,即便是屬于同一哲學“個性”時期的諸子百家哲學,也是由儒家哲學、道家哲學、法家哲學等不同“個性”的哲學共同塑造而成。這表明哲學的“個性”之中內含“個性”的哲學。再者,盡管諸子百家主體立場不同、哲學邏輯結構相異,如儒家言仁愛德治、墨家說兼愛非攻、道家論自然無為、法家談法治術道,但它們都圍繞“道德之意”這一核心話題展開,從而造就諸子百家哲學的“個性”。這也表明,“個性”的哲學無不體現著特定時代哲學的“個性”特征。

  (作者:張瑞濤,系中國石油大學〔華東〕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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