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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偉東:當代世界知識性大恐慌和深度精神危機(2)

作者:譚偉東 發布時間:2020-10-31 11:09:15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后啟蒙時代新啟蒙

  二、文藝復興的古典迷霧和古典主義的徹底喪失

  文藝復興是最真實的沖擊和西方文明開始自身崛起和后續傳播的歷史源頭。這其中的本質卻是,事實上是由于西方再次或重新發現了東方,并為東方的成就與偉大存在所震撼,才真正并直接導致了文藝復興的出現。原本的十字軍東征,帶有解放和炫耀的味道,西方人卻哪里會想到,真實的東方的城市和其發達、豐裕、治理、活絡、商貿等方面或所有層面都要遠遠優于西方。西方文明在如此的強刺激和痛苦地反省及其自我糾正之下,開始了文藝復興的一種重大的歷史內涵社會運動和劇烈變革。

  西方文明在重新找回宗教統一的歐洲身份認定,和尋求其自身宗教價值回歸的過程中,在兩度反思黑暗的中世紀時,糾正了文藝復興以降,對停滯、黑暗、倒退的中世紀的評斷。其中的歐洲身份認同,真正意義上的西方文化或文明的誕生之始祖與精神傳人(精神巨人)這個重新認知,雖說是隨著西方勝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西方自信所必然出現的知識重塑,其中當然包含著某些客觀和科學的重新界定,更不乏在終極關懷和宗教情結上,包含著科學態度和認知的直覺與虔敬,但從根本上,其卻決然沒有為西方帶來應有的深度反思和靈魂上的懺悔。而是為其那種盲目自大狂,無厘頭的自戀,提供了新的歷史依憑。

  文藝復興無論是就其東方文明引進和東方文化,特別是中國熱等的東方崇拜而言,還是就其對古希臘、古羅馬西方遠祖文明,對《荷馬史詩》以降的西方經典的重新補讀,都在本質上是對古典主義的追索和推崇。古典主義是以靜穆、莊重和對稱等為特點的,是大師、經典作品與永恒價值,是嚴肅、認真、客觀地呈現與澄明,因此文藝復興自然是綜合性的系統化的知識和文化上的回歸。

  恩格斯把文藝復興時代,稱之為需要巨人也產生了巨人的時代。文藝復興時期一片西方大師出現,他們一時間登上西方和人類歷史的中心舞臺。他們多才多藝,橫行于多個領域。像達芬奇、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等,就在繪畫、機械設計、科學發現、技術發明和建筑等多個領域成就非凡。意大利這個時代產生出的多姿多彩的幾位藝術巨匠與大師,統統都是這類人物。其實恩格斯并不太了解和熟悉中國歷史。中國古代社會,從春秋到戰國時期,從秦漢到魏晉南北朝,直至以后的各個朝代,那些杰出的歷史人物,相當多數的也是這種多才多藝的巨人。

  那么,文藝復興是否生成了“道成肉身”的又一次的沖擊波和歷史回流呢?文藝復興本應在復興古典優雅和新大師卓越風格的造就下,出現“道出肉身”耶穌基督新的歷史效應嗎?西方文明不應當迅速克服其從北方森林走向歐洲中南部大地,擺脫野蠻,在文明的宏業中迅速成長起來嗎?但遺憾的是文藝復興以來的西方文明,既未從東方古典文明,也未從西方古典文明中,真正地吸收應有的營養,和在其基礎上完成文藝復興本應指向的那些永恒的經典東西。

  事實上,伴隨著文藝復興而來的,一方面是以哥倫布航海的所謂地理大發現的西方強勁的淘金熱、海盜行為和更為國家化的殖民掠奪和海外征服;而另一方面,則是在宗教改革的名號之下,出現了150余年的破壞偶像運動(這將在宗教改革部分進一步闡述)。結果,文藝復興所直接催生了的壓根就不是弗蘭克林的勤勞致富,馬科斯˙韋伯的西方理性主義,而是野蠻、殘暴的資本原始積累,其是“從頭到腳的都滴著骯臟的血”(馬克思的著名描畫,為世人永久認可)的野蠻。其由這種原始野蠻,又進而轉變為馬克思又一次驚人的天才地創造出的警句:“精致化的野蠻”。后者就將前部分的野蠻悄然地掩蓋起來,更將本身的野蠻,加以精心地梳妝打扮,而使人難以辨認其廬山真面目。

  文藝復興的根本指向是西方文明中的人本主義或者人文主義,并進而人道主義的復興和進一步發展。其憑借東、西方古典主義和其耦合,打破了神本主義,走向人本位、人尊嚴、人價值,剔除掉了神本位、神至尊、神價值,把社會與人類生活,重新放回到“世俗”界面或者此岸的現實主義中來,將歷史和現實還原成人自身的現實態生活。這本是歷史性的解放與進步。

  在世功和藝術上,文藝復興讓人成為其中的主角和表現焦點,充分展示人的社會歷史和天然魅力,和其中的矛盾與糾結,而不是把全部的聚光燈,完全投送給上帝、神靈,在三位一體的神圣魔幻下,戰戰兢兢地生活。這無疑是歷史與人類本應取的態度和自然而然的生活方式。

  然而,文藝復興的西方文明走勢,卻不是取過猶不及的態度,在合理的中庸平衡中找到最佳狀態,而是在上述的種種極度世俗化的,更惡劣的情欲,并以制度、社會、文化、心靈的大整合的西方文明的一飛沖天,而將西方文明自身和全世界,帶入到了一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人類巨大的大染缸里,使得人類徹底墮落到魔鬼都無以復加的無聊生活之中。

  第一人權至上,同主權至上一道,成就了西方權力結構基礎。前者為資本人格化的窮奢極欲作了理性鋪墊,后者為威斯特伐利亞的西方列強和最終的霸權主義,提供了理論基礎。前者是極端個人主義的西方內部與國家內的文明標尺,后者是西方民主國家的民族或種族國家的集體主義圣約。

  第二無論是人權至上還是國家主權絕對,其最本質與核心的權力與組合權力之權力基礎,都是財產權,都是系列的法權。西方文明政體無論是君主制、君主立憲、共和制下的各種態勢,無論是貴族制、寡頭制,還是民主制,都離不開其根本性的權力本基:財產權。表面上看,財產權是天賦人權,或者原本含義的自然權利,即人的生存、支配、擁有的天然權力的自動投射之輻射,但是實際上,卻完全不是這樣。盧梭把私有制稱之為一詐,而把法制稱之為二詐。可見其對西方的偽飾認識之深刻。實際上,無論是人權還是財產權,都是公民在政治建構下的政治權利。而人權和財產權的根本性不同,又在于:人權僅僅是期權,財產權才是現權。而更為重要的是,人權永遠也僅僅是政治權利(力),偶爾會變成社會權(力),其從來就不是經濟權利(力)。而財產權自始至終都是徹頭徹尾的經濟權力。而西方文明的根基向來是市場、貨幣和經濟生計乃天經地義。因此,財產權才是最為真實永恒的,且隨時可兌現的和具有絕對流通性的權力。

  第三政權一旦脫離了對所謂“神權”的恐懼和敬畏的約束,就必然向赤裸裸的骯臟交易和極端欲求方向迅速演化。一切人反對一切人的經濟市場法則,資本人格化的商品拜物教、貨幣拜物教、資本拜物教,必然造成布坎南的市場法則的政治行情一律性。一切政治行為同樣是經濟權力與經濟利益換算,所有的政界人物,也同樣是理性的自私自利的經濟人。政治腐敗決不會像天真的韋伯所假想的那樣,專業化、職業化的專家干練和分工高校率,和所謂的非人格化的理性公干。

  第四相反恰恰會使韋伯自己最先提出的價值理性、目的理性、手段理性出現徹底的分流,在西方文藝復興的大浪沖擊下,完成了利奧˙斯特勞斯的現代化的三個浪潮所指陳的,恰恰就是價值取向的扭曲和道德門檻的一次又一次地降低。結果,必然就是價值理性、目的理性統統由于其“形而上”(道)的特征,而不可言說(維特根斯坦的哲學準則),而必然完全退出歷史舞臺。價值中立的所謂實證-客觀科學原則,完全放在關于“是什么”的現實核算和手段理性之上,工具理性、叢林法則、自私自利、唯我獨尊也就就會徹底地聯手并無限地一體化。這才是福山們根本未能看到的歷史終結的真實含義。

  實際上,斯賓格勒在他的皇皇巨著,《西方的衰落》早就若當代先知一樣預言了西方文明的走勢。

  三、宗教改革的無盡大創傷

  路德宗和加爾文派是宗教改革的兩大源頭和根本性的西方近現代文明價值取向引導上的巨大變軌。而它們在歐洲舊大陸,最終同歐洲霸權、歐洲列強、舊大陸紛爭、歐洲老殖民主義等力量形成強大的合流。在吉普林的《白人的責任》這種現代的白人統治的西方種族奴隸主義意識形態里,得到了最徹底的融合和巨大的社會與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能量釋放。

  路德宗無論是95論綱還是他的一切其它訴諸,歸根結底,最后的一切宗教信仰的最后集成,加爾文學學派的一切宗教信仰的最終集成,會合成了在當下世界上的在現世的地面上建立起基督徒們的此岸天國。人們務必以響應天召而盡天職的積極努力,而在俗世業界決不是采取禁欲主義,放棄財產,遠離物質誘惑,逃離到另一個彼岸世界,也自然不是在封閉的修道院里聊此殘生。恰恰相反而是以置業經濟、當下事功,也便獲得盡可能在職能、權勢、財富上的顯貴,以此來證明和彰顯主的榮耀。

  “因信稱義”的代價,把同上帝交換的權力,把信仰的最偉大的好處帶給俗界生界,其原本的希冀是要人們自主、自覺地達到信仰的真正提升,以內心的醒覺,和真正最深沉的大愛,來敬獻給上帝,造成真正意義上的罪感,而不是以形式上的財富捐贈和做好事,而抵消真正的罪孽,借以換取晉升天堂的交換資格。但此路大門一開,如過江之鯽滾滾而來勢不可擋:人人可以天天做惡,享盡天下之樂,周末和臨終,一經懺悔,全罪赦免,立地成佛。

  “因信稱義”和加爾文宗俗世經業的這種宗教改革終極指向,最終在美國結出了一妖冶的花朵:哲學上的實用主義,價值觀上的功利主義與相對主義,經業上的物質主義和極端的個人主義。于是,孔德賽的“西方文明的弊端就是個體反抗種族”,成了美國的強大的動力和解體的內在根源。

  在過去一個世紀,西方社會產生了一大批世界級的宗教學或現代科學-哲學-人文集成的大思想家、學問家、教育家。例如,舍勒、奧托、弗雷澤、列夫˙舍斯托夫、道森、恩斯特˙卡西爾、馬利丹、約翰斯通、伊利亞德、彼德˙貝格爾、羅伯特˙貝拉、亨利˙伯格森、約翰˙麥奎利、斯特倫、R˙霍伊卡、約納斯、弗羅姆、榮格等等,他們比起大名鼎鼎的弗洛伊德、杜爾干、馬科斯˙韋伯,可能更接近事實、真相和真理。而除了極個別的外,大部分都被西方極度的物欲商業化和庸俗淺薄的大眾傳媒給屏蔽掉了。

  尼采的“超人”喧囂,變成了真正“末人”的葬禮安魂曲;尼采的“上帝死了”,變成了行尸走肉的人間天堂的物欲橫流。西方文明在一個“新冠”疫情下,如此的不堪一擊,顯示出文明體系的極度脆弱性,這同東方中國的所有層面上的抗疫和經濟復蘇,形成鮮明對照。西方世界的經濟泡沫化、虛擬化、產業空心化,社會經濟財富生成和流轉的極度脆弱性,給全世界的現代化思潮敲響了警鐘。西方的昔日之所謂的發達、豐裕、領先,早已被其虛胖、泡沫、虛擬的虛假GDP所替代。

  西方文明再不徹底反思,其走向與結果不堪設想。

  馬克思從來就對宗教持有雙重觀感:其一是其是精神鴉片,宗教成為統治階級用來麻醉人民的意識形態等同建構;其二宗教同時也是人民對現實苦難的不滿、控訴和另類反抗。宗教不同于迷信,更不等于迷信。西方的宗教戰爭、宗教迷狂、宗教沖突、宗教對峙等等弊端,導致了西方文明的宗教寬容和宗教自由。但這種簡單化的處理是遠遠不夠的。西方文明從神話英雄時代到羅馬人神統治,從無宗教到基督一神教一統天下,歷經黑暗的中世紀后,急速地由宗教改革,疊加上文藝復興,特別是啟蒙運動,走向了理性主義一元論。

  宗教改革的無盡大創傷表現在:

  第一在徹底推翻和打碎政教合一、神道設教、巫度政治、迷信教化的同時,把人類文明的根基性的德性和核心價值觀及其審美情趣、知識態度上的高尚和美好的東西,也都幾乎徹底地拋棄了。這其中包括:虔敬、敬畏、老實、忠誠、虛心、中庸、克制(謹慎)、崇高、偉大、完美、尚賢、貴靜等等。

  第二在由多神與萬物有靈,一神-大一統上帝與人神混雜政變之后,在表面上的良心自由和實質上的商品世界極度物化,或者巴爾迪厄的多重場域,或者鮑德利亞的擬像社會下,變成了徹底的無所畏懼的物化至上的無神論者,又在理性主義極度化的經濟理性人教化之下,使得整個世界變成了道德無涉或者例外論。中產階級在拋棄昔日貴族一切約束的情況下,憑借著大眾傳媒,把其極端化的大眾文化推向世界。美國的華爾街-好萊塢取代了倫敦-巴黎,成了全球時尚的風向標和指揮棒。

  第三在把宗教的一切,包括其中人類與文明長期進化所生成的帶有神秘主義色彩,但更具有內在省視和要求的德性自律,同道德哲學和倫理建構,一同驅逐出了教育場所。教育變成了純粹的授業和技能性、純學理的知識傳播。失去了敬畏心,連發自內心的禮貌和教養也隨之灰飛煙滅。

  第四把宗教當成類似圣誕節期間圣誕老人分發禮物的童話故事,僅僅將其當作糊弄孩子的一種心靈成長灌輸,使得人在科學之外無所寄托,無所信賴,無所安慰。而科學所能回答的靈魂與精神乃至文化問題,又實在微乎其微。這無疑給人類心靈留下了巨大的真空。

  第五政治信仰被政治正確所取代。政治審美和政治倫理,在急速地市場化、貨幣化。政治走向市儈哲學乃至厚黑學。人道主義變成了政客表演。

  作者:譚偉東 中美戰略研究院總裁兼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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