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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俊杰:疫情能否轉移階級矛盾凝聚民心?

作者:陳俊杰 發布時間:2020-10-24 11:14:25 來源:民族復興網 字體:   |    |  

  以前的“全球化”瘟疫從嚴格意義上看從未爆發過,2020年新冠病毒全球化無任何先例可參考,由此會否轉移世界各國內部的階級矛盾截止目前亦無例證可舉。但“知乎”網站的三個相關問題的答案似有參考價值。

  相關問題一:怎么理解/解讀“不抓階級矛盾這一主要矛盾,空談愛國就是在為資本家的私事奔忙”?

  知友“明珠求瑕”認為:凡是存在有土地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存在有資本家統治的國家,不管怎么民主,總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總是替資本家控制貧苦農民的一副機器。至于普選權,立憲會議和國會,都不過是一種形式,不過是一種支票,絲毫也不能改變事實的基礎。當剝削制還存在時,是不會有什么平等的。地主不會和工人平等,饑寒交迫者不會與飽食暖衣者平等。無產階級把稱為國家而受到迷信崇拜的這副機器摒棄,把硬說國家是全民政權而受到信任的這種陳腐童話揭破,因為這是資產階級的謊言。——列寧《論國家》

  知友“高能磷酸鍵”認為:前提是“資產階級已成為國家的實際統治階級”,在資產階級為統治階級的國度,主要矛盾自然是階級矛盾。在面對外敵的威脅時,人民始終是“兩面受害者”——除非這個“外敵”是該國資產階級的外敵而不是該國人民的外敵。故此,在資產階級為國家實際統治階級的國度,廣大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主要任務不是發展生產力和解放生產力,而是階級斗爭。確實是各個發展時期的無產階級人民群眾的任務不盡相同,但無產階級人民群眾通過各種方法最終掌握國家實際政權,是初步建立社會主義國家的必要條件。

  知友“知乎用戶”認為:國家利益只是統治階級的利益,不是被統治階級的利益。所謂愛國,也就是愛統治階級,不是愛被統治階級。緊抓階級斗爭,第一個要解決的就是弄明白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是誰?被統治階級是誰?然后才是咋斗的問題……按此理,資本家要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那愛國就是為資本家奔忙;工人農民要是國家的統治階級,那愛國就是為工人農民奔忙;如果瘸子拐子是統治階級,那就愛國是為瘸子拐子奔忙。模糊、淡化、調和階級矛盾的都是統治階級蓄意施放的煙霧彈,因為有的事是非黑即白的,絕對對立,無法調和。

  知友“小太陽”認為:列寧的《國家與革命》一書早已承認: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條件下,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證明階級矛盾不可調和。

  下面給一個篡改版:全社會的抽象和超越?

  知友“匿名用戶”認為:奴隸國家就奴隸主階級統治奴隸階級的工具,封建國家就地主階級統治農民階級的工具,愛國實際上是愛工具,而愛一個工具本身就是很匪夷所思的說法。統治階級喜歡灌輸愛國主義給被統治階,被統治階級如果愛國則純粹是上當被忽悠瘸了。但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屬于特殊情況,根據恩格斯的理論,無產階級專政下的國家是會自行消亡的,社會主義國家是無產階級統治少數資產階級的工具,這就會有反常的現象。舊社會的國家隨著階級歷史的進程,階級矛盾日漸尖銳,國家機器也越來越強大,以至于爆發革命;社會主義國家則是日漸式微的,最終消失殆盡。社會主義社會是唯一的統治階級不必要宣傳愛國主義的社會,以往的舊社會中都是少數人統治多數人,國家被統治階級說成是階級調和的工具,從而掩蓋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社會主義國家中,是多數人統治少數人,無產階級在無產階級專政下作為統治階級能大方地承認階級斗爭,也有完全沒有必要鼓吹愛國主義以達到階級調和的目的。

  知友“王動”認為:聯系今年疫情之下人民群眾,國家機器,社會各界的現狀,有個大膽猜想:改開以來,土共在下一盤很大的棋啊。

  當然,幾十年走著走著,方向會不會偏,就不知道了。

  知友“零一”認為:一群羊在大聲疾呼:打倒狼群,羊要翻身做主人。狼被打倒了。然后羊還是羊,披著羊皮的狼則成了草原新的主人。下次看到大聲喊口號的,你只要知道他們,要么是真蠢的羊,要么是蔫壞的披著羊皮的狼。

  知友“寒江舟上雪”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工具,所以如果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是工農勞動者,那么愛國是沒錯的。如果統治階級是資本家,封建地主皇帝,奴隸主,你作為無產階級愛護一個這樣的國家,說明你在維護資本家的利益而不是自己的利益。所以,為什么要抓階級斗爭,因為要明白要搞清楚,誰才是這個國家的主人統治者。那么我們要愛怎樣的一個國家呢,怎么區分誰是哪個階級呢?這就要看誰掌握了生產資料,誰就是國家統治者。封建社會,地主掌握土地這種生產資料,所以地主階級是統治階級。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掌握土地、廠房、機器設備、工具、原料等生產資料,所以資本家是統治階級。那么工人農民勞動者要怎么成為統治階級呢?很簡單,要掌握生產資料,勞動者們掌握生產資料依然要用勞動創造財富,沒有了地主資本家作為寄生蟲,每個勞動者都能勞動多少就能收獲多少,一切生產資料屬于勞動者,一切財富也屬于勞動者。只有你是這個國家的統治階級時,你才要愛國,因為愛國就是在保護自己的利益不受到侵犯。工農勞動者作為統治者的的國家是什么樣的呢?在經濟結構方面實行純粹單一的全社會所有制(100%公有制);商品經濟將消亡,一切勞動產品將成為社會統一分配的對象;經濟運行形式方面由一個社會中心用統一的國民經濟計劃來配置社會資源,組織整個社會的生產、分配和消費(100%計劃經濟)。

  知友“Epicurus“認為:這個問題就要涉及到十分有名的“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的了。很多人從字面上理解這兩句,首先把“調和”理解成“緩和”,所以“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就被理解成了“國家是資產階級成立以奴役無產階級的”;再把“統治”理解成單純的“統治階級大權獨攬壓迫被統治階級”,所以“國家是實現階級統治的工具”就被理解成了“國家是資產階級壓迫無產階級的工具”。“美國是資本家的天下”這種理解是錯誤的。我們先來看看恩格斯先生是如何闡釋這個問題的——“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站在社會之上的力量來抑制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這一段十分直白易懂,拿來解釋這個問題再合適不過了:社會中的對立面,也就是不同階級之間的矛盾無法在保留二者的前提下得到解決(矛盾的同一性),也即無法調和。同時,對立的階級之間將會不斷地進行斗爭(矛盾的斗爭性)。為了使斗爭雙方不會被迅速消滅掉,使雙方能在一段時間內維持存在(即實現、維持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統治),需要一股表面上看站在客觀中立第三方的力量抑制雙方的沖突,這股力量就是國家。因而國家的目的是通過抑制沖突來維持矛盾雙方的存在。所以,能較好地維護資產階級統治的國家一定是能把資產階級約束得比較好的國家。美國就是如此,當年的“爆破手”老羅斯福不知道拆分了多少涉嫌壟斷的托拉斯,強如洛克菲勒的石油托拉斯都沒能幸免。蘋果谷歌微軟都是可能涉嫌壟斷的熱門企業,恐怕也不想步那些托拉斯的后塵吧。所以,很多人對“調和”的概念還沒有搞清楚,因而在對“國家的起源”這一問題的理解上也出現了偏差,國家的職能就是調解階級矛盾,維持現狀——也就是維持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的統治。但國家的調解并無法徹底解決階級矛盾,所以才說“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那么列寧同志為何要在《論國家》演講中做出一番如此激進的陳述呢?這個是要結合歷史背景來看的。列寧同志與第二國際的論戰貫穿了自俄國革命以后列寧的整個后半生。堪稱馬克思親傳子弟的第二國際成員,甚至包括列寧的老前輩普列漢諾夫,在革命思想上都是比較“右”,比較保守的。在對資產階級國家的態度上,他們基本都主張“循序漸進”;在歷史唯物主義上,他們基本都認為需要完全改變生產關系的時機還未到來。在這一情況下,產生了一大批盧森堡口中的“機會主義者”和列寧口中的“修正主義者”。列寧等人領導下的布爾什維克以一種果斷的“極左”(非貶義的客觀陳述,政治光譜中列寧主義本來就是極左)的方式守衛了革命成果,建立了第一個長期存在的工人政權,引起了前第二國際成員的不滿。甚至連受列寧尊敬的老前輩普列漢諾夫都與列寧決裂,連社會民主黨中同樣反對改良的“左翼”人員李卜克內西和羅莎盧森堡也發文批判列寧。然而列寧同志仍然堅信“斬草必須除根”,以堅定的信心和高昂的斗志逐一回應了這些言論。在這種情況下,顯然不能要求列寧同志客觀闡述國家的作用,極力表現資本主義國家的惡,激起受壓迫人們的斗志才是當時所需要的。“斬草必須除根”和“步子太大扯到蛋”顯然是社會主義者中的“左派”和“右派”各自理論的核心。距離俄國革命已過去了百年有余,縱觀二十世紀的共運歷程:那些“沒有除根”的人成功消除了階級矛盾嗎?顯然是沒有的。階級矛盾是不可調和的,這違背了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矛盾理論。但資本主義國家的改良也確實提高了工人的待遇,這點必須要承認。所以仍然有人堅信,通過調解能使階級矛盾達成一個和諧或接近和諧的狀態,使矛盾雙方相互促進,共同發展,最終抵達共產主義的彼岸。那些“邁大步子”的人避免“扯到蛋”了嗎?也不盡然。但他們是否通過對生產關系的徹底改良,在某些方面取得了極為輝煌的成就。并且這些勇往直前者的言語和行動仍然激勵著,影響著,教導著當今的被剝削者呢?顯然是肯定的。所以也仍然有人堅信,我們需要徹底地改變原有生產關系,建立一個雖不完美,但肯定會更為美好的新世界。并且通過恰當的制度,能避免領導者的墮落和“新階級”的產生。社會主義國家在歷史上起的作用應是最終消滅“國家”還是更好地調解階級矛盾,?畢竟這兩條路都有先人走過,既在歷史上留下了各自的成績,也留下了各自的教訓。所以只是把這些東西放在這里,請大家自由地選擇。

  知友“麥小白”認為:統治階級是一個寄生群體,脫離被統治階級則會失去控制力和影響力,最終退化為新的被統治階級。國家是以統治階級暴力機器約束為基礎,由被統治階級接受統治而形成的一種社會關系總和。拋開“階級”這個為了方便理解而使用的標簽則是一群具備高組織度的人在管理大量的、以更小的群體為單位的大多數人。國家與國民的關系實際上是只這一小群人和剩余一大群人的關系。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意志,而當一群有一致利益訴求的人成為統治階級時,他們的群體意志就會直接影響到被統治群體的意志。由于被統治階級接受統治的一個必要前提,就是統治階級具備強有力的暴力機器,那么很顯然這是一種不平等關系。沒錯,所有以私有制為主體的國家,事實上都是基于不平等的統治關系而建立的。統治階級有能力影響到大多數人,那么統治階級意志背后的利益訴求就尤為重要。因為利益訴求是根本,而意志只是利益訴求合理化落地的工具。如果資本家占據了一個國家的統治階級位置,那么就意味著國家意志將為資本利潤服務。典型代表就是大洋對面的美帝。而且,人一定要明白一點,萬事皆有成本。我們做什么事都有時間成本和機會成本(人世間的一切成本也正來源于此),因此選擇非常重要,不管你是不是嘴炮愛國,只要你是被統治階級,且你接受了統治階級的統治要求(甭管主動還是被動),那么接下來你的一切生產和工作活動,實際上都是為統治階級利益服務的。你怎么說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統治階級的意志得到了貫徹。美國真的是一個很典型的例子,如果你是美國人,那么你要么為產業資本工作,要么為金融資本工作。不管皿煮自游喊的多好聽,只要美國的統治階級還是資本家,那么美國人就毫無疑問在為資本的利潤工作。

  知友“sung”認為:在原始社會,個人在野外是無法獨自生存的,人們只有匯成一個整體才能和自然相對抗,由此就產生了部落,那時候集體利益至上,個人嚴重依賴于群體,由于部落中有孩子,有傷員,也有孕期的女性,部落成員們根據各自的優勢進行不同的生產活動,因而有了早期的分工,人們為了保障種群的延續,把能獲取到的物資集中起來平均分配。但受制于生產力所限,人們的生產沒有剩余,自然也就沒有私有可言,那時候的人們還是分散于各地簡單的聚落,沒有國家。隨著生產力的提高,漸漸地出現了剩余產品,在剩余產品的產生同私有制的結合下,人類進入了文明社會,剝削也就在這種結合中產生,剝削的出現,使得原有的部落內部發生分裂,一部分掌握生產資料的人對整個部落有了支配地位,他們利用這種優勢無償占有部落其他人的勞動,部落中人的地位,也在這種生產資料的占有中分化開來,隨著這種占有的擴大,整合,強大的部落漸漸吞并了弱小的部落,階級由此產生。階級產生后便出現了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在自然條件下,各個地區有各個地區的階級,由于各個部落及其強大,為了避免部落與部落之間的統治者發生直接對抗,而使得部落間的各階級在彼此沖突中滅亡,于是就需要一種表面上凌駕于各個階級之上的這樣一種力量,這時,國家便誕生了。所以,“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根據國家的產生過程表明,國家實質上是一個階級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暴力機關,當國家成為管理社會階級的獨立機構時,它同時也是階級統治與壓迫的工具,即國家是統治階級的國家,它是依據統治階級的意志來管理社會公共事物的機關。國家作為統治階級工具,還通過它的職能具體的表現出來,具體表現為以下方面:1.對內職能:政治職能(按統治階級的意志把人們的行為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內),經濟職能(組織經濟建設,推動經濟發展),社會職能(管理社會公共事務)2.對外職能:組織國防,外交(文化經濟政治交往)這倆種職能緊密聯系,對內職能是對外職能的基礎和根據,對外職能是對內職能的延伸,二者都是國家階級本質的體現,為的是本國的統治階級利益服務。在資本主義國家,資產階級占有生產資料,是國家的統治階級,處于支配地位,無產階級沒有生產資料,或有脆弱的生產資料,在國家內部處于被支配地位,資產階級為了鞏固其自身統治,一方面他們會利用國家機器對內使用各種手段(如對內壟斷各種資源或使用金融,經濟政策直接/間接剝削本國無產者,對外轉嫁經濟危機矛盾發動戰爭等)殘酷的剝取本國無產階級的財富甚至生命,另一方面,他們通過利用政治上層建筑即通過政策 法律 暴力機關等用來適應符合資產階級自身的經濟基礎,力圖把無產階級的行為控制在有利于資產階級統治的范圍之內。他們通過思想上層建筑豢養有利于維護其統治的學者、權威。用各種手段束縛人們的思想,力圖通過教化,使統治者的他律成為人們自律,使人們自覺的控制自己的行為,遵守有利于統治階級的政法秩序。對外同樣通過思想上層建筑宣傳利于本國經濟基礎性質的價值觀(無產階級國家宣傳有利于無產階級的價值觀,資產階級國家宣傳有利于資產階級的價值觀)同時為了鞏固本國統治階級的利益,排斥與打擊同本生產關系性質相悖的其他上層建筑。無產階級沒有國家,無產階級只有解放全人類才能最終的解放自己。

  知友“jones”認為:多數國家有成千上萬企業,利益瓜葛錯綜復雜,你能都幫嗎?國企和私企都看上了一塊好地那這地皮給誰?誰更加符合國家和人民利益就給誰!如果都讓一群企業自己來決斷最后的結果就是他們誰都不服誰,你投我的反對票我投你的反對票!因此沒有國家這只大手控制一下是不行的。有位專家說“馬云和京東都是市場經濟里自動長出來的”,國家要減少干預!為什么中國的市場經濟長不出芯片來呢?還冒出了個“武漢弘芯”的問題。葉利欽當上總統后第一次對俄羅斯人民講話:“我們對市場經濟模式的復雜性依然認知不足”也就是說從技術型角度來看“市場經濟不是每次危機都能無政策治愈的”他需要高超的控制技巧。運氣好風險投資某寶取得了巨大成果,正好趕上了國際互聯網和龐大計算機產業的快車,狠賺一筆后完全忘記了歷史上市場經濟模式下存在的種種危機和風險。也就是說靠努力加運氣取得的成就不能說明市場經濟是能自由不管也能搞定的。他在某個時刻非要國家干預不可!國家調控好了企業的生產和價值分配實際上是保護企業優化分配利益給職員。這樣一來龐大的生產價值分配到了龐大的需求群體是一個巨大的良性循環,階級間的矛盾會大大緩解。一味回避階級間的矛盾就難以發現核心問題跟不談解決方法了,如果是這樣就真的是”為資本家瞎忙了”而且資本家最后還是要垮,因為無限制的過剩。

  知友“不遠的將來”認為:如果多數人能決定少數人的統治地位,少數人的統治就會體現大多數人的意志。封建皇帝也怕被推翻統治,皇帝武力強悍而民眾反抗能力很弱時,考慮民意的動力就會減少;如果力量很弱,隨時能被推翻,皇帝甚至會去拍民眾馬屁。多數人如何左右少數人的統治地位?比如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了,人民代表從民眾中選來,代表人民群眾的立法施政。

  知友“凌夜舞”認為:國家是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如果把明朝、中華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作為這里的國家,那就沒錯。如果把國家理解為中國,那么就有問題了。中國自始皇帝陛下橫掃八荒一統六合后,換了若干個名稱若干個理論,如果以單一的統治工具的方式理解中國那么馬克思也理解不了中國。中國是源遠流長的文明的集合,中國的延續不以統治階級的意志為轉移,人民會在特定的歷史階段選擇最適合這個階段的統治階級和理論成為國家機器的組成部分,直接把國家定義為工具的方法恰恰是特權思想精英政治的體現。

  知友“回車詩人”認為:這句話的潛臺詞就是國家的主體是資本家,愛國等于愛資本家。不需要理解和解讀,控制資源的多少決定你的階級。什么資源?社會資源,這個國家的資源,這就是這個國家權力的主要組成部分。

  相關問題二:臟臉博弈適用于中美兩國的國內階級關系嗎?

  張維為對此類問題的看法適用于臟臉博弈的基本原理:如果一件事在某個群體中成為公共知識,則從任何一個個體出發對這件事的理解都已達到了與這個群體的完全統一。“公共知識”特指某一個群體的知識,也就是一個群體內部對某個事實知道的關系。公共知識,比如今天下雨,甲乙兩人都知道這個情況,但這并不是公共知識,真正的公共知識包括:甲明白乙知道今天下雨,乙也明白甲知道今天要下雨;并且甲要明白乙知道自己知道今天要下雨,乙也要明白甲知道自己知道今天會下雨。只有具備以上條件,甲乙二人的公共知識才是“今天下雨”。也就是說,雙方對某一件事必須達到相互間的完全了解,才能說這一事物是二人的共識。張維為以下每一句話都有必要被中國從臟臉博弈的角度對號入座,尤其是他認為的“顏色革命”這個美國獨創的革命形式竟然也發生在美國了!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曾將去年的香港騷亂稱為“美麗的風景線”,現在美國幾乎所有城市都出現了這樣的“美麗的風景線”。特朗普總統把弗洛伊德事件的抗議者稱為“暴徒”,準備動用軍隊鎮壓。抗議者的要求主要是對種族主義和警察暴力的強烈不滿,口號是“公平正義”,“沒有正義就沒有和平”等等,要求政府從體制上解決種族主義、種族歧視、警察暴力、“白人至上”等問題。奧巴馬也發表公開講話:抗議活動證明,廣泛的、多種族的社會各界已“覺醒”,認識到社會的不公正。這個事件是美國結構性的問題,是歷史悠久的奴隸制、種族隔離法、種族歧視的制度等等的結果。如果美國普及了移動支付,黑人弗洛伊德就不會用20美元假鈔去買東西;如果他不用20美元假鈔去買東西,店員就不會報警;如果店員不報警,警察就不會抓他;如果警察不抓他,他就不會被白人警察鎖喉致死;如果他沒有被殺,那么美國就不會發生這么大的示威游行和騷亂……為什么美國不能普及移動支付?手機信號不好,很多地方都沒有網絡。為什么信號不好呢?因為基站設置得太少。為什么基站那么少呢?因為太貴了,老百姓付不起。為什么那么貴呢?因為沒有用中國華為提供的產品和服務,所以這次危機的根源是美國政府制裁華為造成的,類似的危機恐怕還會出現……

  第一,長期存在的種族歧視制度。美國黑人的失業率大概是白人失業率的2.5倍,貧困率大概是白人的3倍,黑人家庭收入不足白人家庭的60%。黑人聚居社區在公共設施、公共服務方面,質量都明顯低于主流族群社區。日常警務活動中,美國警察一般都先入為主把黑人男子預設為罪犯。只要你有幾個能講真話的美國白人朋友,他們私下會告訴你,如果你晚上在街上看到黑人男性,要預設他就是罪犯。同樣,如果你有美國黑人朋友,他也會告訴你,他母親從小就告訴他,碰到警察一定要服從,他隨時可能向你扣動扳機。所以美國總體上是一個非常粗糙的社會,英文叫rough,美國不適合神經非常脆弱的移民,也不適合只知道歲月靜好的移民,此即“低人權優勢”、“低人道主義優勢”。

  第二,驚人的貧富差距。美聯儲的報告顯示,1989年至2018年的20年間,美國最富有的1%家庭,他們所占有的家庭財富總額比例從整個社會的23%上升至32%,而最底層50%的家庭財富凈增長幾乎為零。美國44%的人拿不出400美元的緊急支出。美國還是唯一沒有實現全民醫療保險的西方國家,特朗普一上臺就廢除了奧巴馬當時推動的醫保改革。現在大致情況是,2700萬美國公民沒有任何醫保,至少還有1500萬非法移民也沒有醫保,還要加上數千萬醫保不足的群體,就是保費交得不足,所以醫療保險是很有限的,另外還有數千萬因為失業而失去醫保的群體,很多醫保是和就業、工作單位連在一起的,一旦失業,醫保也失去了。所以在疫情暴發前的2019年,有33%的美國人,也就是約6500萬美國人,生病后選擇放棄治療。如此漏洞百出的醫療體系,在新冠疫情面前自然不堪一擊。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等機構發出的調查數據顯示,非洲裔占了全美確診病例的52%和死亡病例的58%。人口統計顯示非洲裔人口僅占美國人口的13%,比如在紐約地鐵的工作人員幾乎都是黑人,死于新冠肺炎的比例非常高。

  第三,泛濫的警察暴力。在美國,警察濫用武力,特別是對黑人族裔濫用暴力的現象司空見慣。根據有關統計,美國百萬人中死于警察暴力的黑人是白人的2.5倍,而如果只看青少年的數據,黑人是白人的21倍。《紐約時報》有一篇評論說,對非洲裔美國人來說,哪怕是最微不足道的事,只要撥打報警電話,可能就意味著要被判死刑了。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在60年代民權運動時,確切講是1967年,為了震懾非洲裔民權運動示威者,當時美國邁阿密警察局喊出了“搶劫開始,槍擊就開始”的口號,這次特朗普總統第一時間也用推特發出這個口號。那一年美國最高法庭還作出裁決,警察“出于善意和可能的理由”不應對執法承擔法律責任。這樣的規定就意味著,原告指責警察在執法中侵權的訴訟幾乎不可能獲勝,幾乎所有訴訟都有利于警察,這也使我們了解美國所謂的法治真實狀況。這次遇害的弗洛伊德的一個朋友就這樣說,如果不是路人正好拍攝了視頻,真相就會被徹底隱瞞。警方一定會說:“這是個狂躁不安的非洲裔男子,他在踢打,在反抗,而我們是在沒有辦法的情況下合法使用武力。”這里要提一下,這次抗議示威中,警察暴力的對象還包括新聞媒體人。據英國《衛報》的一項分析,在美國報道弗洛伊德抗議活動的媒體記者中,從5月26號到6月2號一個星期的時間內,就有148名記者被捕或受到攻擊,其中一位叫琳達·蒂拉多的女記者,在明尼蘇達阿波利斯的報道中,被一發子彈擊中眼睛,左眼永久失明。這讓我們想起去年香港騷亂中香港警察遠遠比美國警察克制,但香港本地媒體也好,西方主流媒體也好,都圍著警察拍照,美國國務院也譴責香港警察暴力。

  美國政治制度很大程度上形成于前工業革命時期的農業社會,遠遠落后于21世紀現代社會的需求。貧富差距巨大,窮人太多,與族裔聯系在一起,黑人干的往往是低收入的、最臟最累的活,第一次分配不到位,第二次分配不合理,富人賺得盆滿缽滿,窮人生活日益窘迫。困又意味著無法接受良好的教育,不是因為美國缺教育資源,而是美國資本力量的制度安排決定了美國教育資源的分配,不是按人民的利益合理分配,而是按資本的需求分配,富人住在富人區,那里的教育資源更加豐富,警力配備也更加到位;反之,越是貧困的人,住在擁擠的地方,越是黑人多的地方,教育資源就越差,越沒有安全感,黑人越是受不到好的教育,也就越找不到好的工作,沒有好的工作就處在社會最底層,生存環境極其粗糙,犯罪率奇高,而且犯罪大多數都直接與暴力相關,搶劫、強奸等等,更容易引起大眾關注。美國的警察力量本質上是保護富人的,如果弗洛伊德是個有錢人,犯了同樣的案,他能對警察說,“你給我開罰單吧,我付得起”。

  美國種族歧視的內核是階級歧視,對少數族裔要先做基礎設施建設,通路、通電、提高當地人民的教育水平。美國教會和有善心的非政府組織偶爾會做一些善事,美國有一定質量的基礎教育或醫療服務,但連美國中下層的白人都享受不到。美國對黑人這樣的少數民族群裔,有一些補償方法,比如教育考試時給黑人學生加分,這是一種身份政治,但結果又造成其它族裔的仇恨和憤怒,這種身份政治造成美國社會越來越撕裂,掩蓋了美國社會這種階級歧視的內核,某種意義上也是美國資本力量轉移階級矛盾的一個主要的方法。

  美國資本力量的另一個做法是讓警察不斷地軍事化,警察的設備越來越像軍隊。美國所有警察都攜帶槍支,機場里的警察攜帶沖鋒槍。美國警察開槍免責,甚至殺人免責,幾乎是無人不知的秘密。警察的自由決策權、決斷權非常之大,比方說警察叫你趴下,你不服從,他能開槍。警察還沒有下令,你就伸手去拿證件,他也能開槍。警察叫你停車或下車,你沒有反應,他也能開槍。想靠打官司把涉事警察繩之以法,很少有勝訴的案例。美國是案例法傳統,不僅有上百年、無數有利于警察的判例,而且因為黑人犯罪率高、種族歧視,美國很容易找到同情警察的陪審員。一般警察的處分就是暫時停職,英文叫Suspension,開除就屬于極端處置了。里根時代,美國工會勢力受到重大打擊,但警察工會是例外,警察工會仍然存在,而且非常強大,警察工會為肇事警察請律師,提供職業保護。這次美國騷亂中,有一段視頻發生在美國水牛城Buffalo,數十名鎮暴警察出現在街頭,奉命對抗議群眾清場,有一名身材瘦高的七旬老人擋在他們行路的面前,結果這些警察猛力推擠老人,導致其倒下,腦部出血。連紐約州長科莫都說,這不公而且可恥,叫兩個人停職,公訴是二級傷害。兩名警察被停職拘留后,另外57名警察就決定辭職不干,以表示抗議,認為警察辦事吃力不討好。6月6號法庭結果出爐,兩人無罪,無須繳付保釋金,而且決定擇日再次出庭,門口其他警察一起排隊歡呼這一決定,特朗普也發推特表示支持。在美國所謂的民主體制內,共和黨不傷害警察,民主黨不傷害工會,所以警察暴力問題在美國這種制度安排下是無解的。這次民主黨競選人拜登也好,議長佩洛西也好,紛紛作秀,單腿下跪,表示他們對黑人弗洛伊德之死的哀悼,但他們這樣做并不是為了解決問題,而是為了11月大選中得到黑人的選票。但特朗普反其道行之,也是為了鞏固他代表的白人中下層群體和白人至上主義者的選票。

  權利是資產階級提出的一個現代概念,也是今天西方價值觀最核心的一個部分。權利和個人緊緊聯系在一起。美國是一個個人主義的社會,在美國極端崇尚個人自由和個人競爭,兩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性的經濟復蘇帶來的快速增長和經濟平等,也促進了權利平等的氛圍;最重要的就是美國國內工人運動所帶來的這種內部壓力,還有蘇聯共產主義所帶來的外部壓力,迫使美國當時的統治階級不得不做出一些退步和改良。這些進步政策帶來了一個陷阱,比如眾所周知的民族平等、民族自治、男女平等、社會福利政策最早都是誰提出的?都是社會主義者主張的,而且都是在歐洲最早產生,都是有社會主義性質的一些公共政策。這些東西看起來很好,但只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在強大的集體意識下,才能保持適當的度。美國把這套東西拿過去,直接嫁接在一個個體主義為基礎的社會之上,這種做法帶來了非常復雜的后果,比如文化共識的解體,所謂文化多元主義的興起。“白左”一般包含幾層含義,第一是白人、左翼,權利意識特別敏感,格外強調少數群體和異常行為的權利、寬容少數群體和異常行為,反對保守、傳統和權威。美國“白左”現象的核心特征是只要權利不負責任,也就是上述這種“權利話語”。既然我能不承擔道德義務,又能要求我的個人利益和身份優先,何樂而不為?這是人的本性。所以權利這個詞逐漸的就變成一種強勢話語,一種欲罷不能的精神毒品。在這個權利話語下成長出來的美國人,變成欲望無限同時又不放棄道德優越感的“巨嬰”。有一位學者說,美國人“陶醉于一種觀念,即任何欲望和念頭都應簡單而迅速地得到滿足”。哈佛大學的格倫登教授1991年出版的《權利話語》(Rights Talk)認為,權利話語“催生了不切實際的期望值,加劇了社會沖突,阻礙了原來能導向共識的對話”。翻譯過來就是說,在這種心態之下,美國呈現了一個大的趨勢,強調“分”,忽視“合”,甚至反對“合”,這種“分”會讓權利自我否定。權利話語壟斷加劇文化分裂,其次是權利意識所產生的身份政治轉移了真正的社會焦點,由此還會帶來政治制度的利益集團化。精英人群嘴里喊著弱勢群體的口號,目的是搞資源、游說、影響政策。真正的弱勢群體反而沒人關注,因為他們沒有能力和金錢組成利益集團。

  相關問題三:美國現在階級矛盾在這次疫情中加深,如何才能幫助美國無產階級進行無產階級革命?

  知友“賈太尉”認為:全面革命來改變美國制度的想法已落空,美國無產階級革命短期內并不會發生。從國際上看,霸權美國處于世界生產鏈中上層,收割全世界財富,工人生活相對優渥,國內絕對貧困處于極小狀態,矛盾并不尖銳;從國內來看,工人階層明顯,中產階層政治上保守,不能形成統一的階級意識,而美國統治者又將美國這個共同體描繪成為全美國人的共同體,借助這一外殼對外霸權求的對內統治,價值多元化更加沖淡了階級意識,這種多元化價值體系在“人權”這個抽象內容下,每一個階層都能把自己利益說成是全美人民的利益,因此,對美國來說,只能是局部革命,從各個方面步步推進,這也是葛蘭西他們所強調在文化領域奪取領導權的原因。就世界范圍來看,無產階級革命恐怕還需要走很長的路,資本主義在整個世界范圍的統治是全面的,而且他們也在注意調整國家治理,生產發展的方式,力圖緩和矛盾。矛盾尖銳的第三世界國家,全面落后的狀態,想要掀起革命,哪怕是國內革命也是困難重重,唯一可能提供革命輸出的中國自身相對發展落后,而且國內意識形態轉向短時期內不會變。

  知友“ElwoodBlues”認為:我在美國讀教育系,看到了美國無產階級的懶散,一盤散沙是無法領導的。這當中缺的不是領導者或思想,你就是讓美國出一百個圖書管理員都沒用。誰不知道讀馬克思啊?誰不知道要英特納雄耐爾啊?問題是也就只有兔子一家是成功帶領人民走向繁榮的。蘇聯這個老師自己玩死了自己,而北棒,古巴那些不配。美國的無產階級是假的無產階級,比起世界其他的無產階級簡直是天龍人:開著臺二手野馬喝冰鎮可樂,每天吃炸雞和漢堡的,吃到三百斤,跟你說他很慘,你信嗎?而這樣的偽無產階級有投降傾向,工賊自然就特別多,給個三百塊錢他就不鬧了,大不了給四百塊。除非美國無產階級連炸雞都吃不起,真到最后的關頭,那樣才有半點希望團結起來。另外,美國無產階級內部紛爭太多。黑白黃墨文化差異,神棍還是無神論與利益上的沖突,每個都想將對方置于死地,你要這幾個團結起來難于登天。消滅差異最難。

  知友“知乎用戶”認為:不會。所謂的民族矛盾、階級矛盾、宗教矛盾、代際矛盾、地域矛盾、性別矛盾這些群體間的社會矛盾,其實都是不同身份屬性的人組成的利益共同體之間的沖突。因為人在不同領域具備著不同的社會屬性,到底會站在哪條戰壕,取決于在當時的情境之下,哪種社會屬性的共同利益最為關鍵。人總是立足于自身利益,然后來選擇最利于他自己的社會屬性。以前看到知乎有人說,從共運歷史上來看,能打的共產主義政黨都是聯合了民族主義的。這實際上反映了一個問題:近代的帝國主義列強和現代的所謂“發達國家”,他們的民眾實際上大多數情況下和他們本國統治階級屬于相同的利益共同體——你指望享受著歐美高福利社會待遇過著小資產階級乃至中產階級日子的發達國家民眾去反抗他們本國的統治階級?比起跟你聯合起來打倒財團資本家,他們更樂意跟著財團資本家們背后吃點剝削第三世界人民的紅利。就像清軍入關到處燒殺搶掠時,那些包衣奴才們更樂意跟著主子燒殺搶掠而不是聯合大明百姓一起反抗他們的主子一樣;就像歷史上那些鎮壓起義的政府軍士兵,更樂意像和他們一樣出身平民的起義者們刀槍相向拿起義者的首級來換取榮華富貴而不是聯合起義者一起砍死他們頭上的將官一樣。國際資本家們吃肉他們喝湯,他們實際上分享一部分發達國家剝削落后國家的紅利。而反抗本國資本家,得利少而危險大,他們再怎么也是有腦子的,懂得趨利避害。只有他們日子確實過不下去了,難受得緊了,他們才可能造資本家的反。為什么會出現“能打的共產主義政黨都是聯合了民族主義”這種現象?因為落后國家的民眾同時遭受著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革命性很強。畢竟這些國家里面連他們本國的剝削階級都是被帝國主義剝削壓迫的對象,反抗的動力很足,反抗的性價比也很高。

  知友“弗辣雞米汪”認為:美國無產階級似乎沒有革命的土壤吧。想想歷史上爆發無產階級革命的國家。美國作為世界第一強國。算了這么跟你說吧,美國沒必要,我們更沒必要讓美國進行無產階級革命。我們中國人想要吃飽穿暖有車開,有房有錢。我們的敵人我們中國老百姓真正的敵人,不僅僅是白宮,不僅僅是華爾街,是鋪張浪費不懂節約的3億美國普通人。

  知友“謝彥”認為:不幫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是我等廢物不配做人嗎?

  知友“紅心大羅卜”認為:革命者只有先解放了自己才能解放全人類,人類自從從樹上掉下來就有一個不斷自我革命的過程,如果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體制是人類最完美的制度,那么我們是否應把這種制度輸出到美國,看看美國的無產階級是否把黃種人或華裔看成是救世主而不是病毒攜帶者。

  相關問題四:在這次疫情結束以后會有一些國家想轉為社會主義嗎?

  知友“Neruthes”認為:西方媒體:當前階段民眾素質偏低,不足以實行社會主義制度;既不能走帝國主義的老路,也不能走改旗易幟的邪路;社會主義是紙老虎;我國將長期處于資本主義初級階段,左傾冒險不可取。

  知友“TimeCell”認為:疫情的問題更多地是體現集權大政府、統一意志、基層下沉能力強大的優勢,和socialism倒沒有必然關系。不過若這一波疫情能引發持久地、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則隨之而來的裁園、失業潮必定會大大激化階級矛盾,各國的壟斷資本勢必要處心積慮地將矛盾轉化為民族矛盾,格局很有可能重回到上世紀30年代,各國左翼進步力量和極右翼法西斯主義同時抬頭(像川普的Chinese virus就是美國資產階級忽悠挑唆紅脖轉移國內矛盾的典型手段),這么來看的話,倒也確實能促進一些國家朝socialism打轉向燈。

  知友“憶君清淚如鉛水”認為:把“國家”這個概念人格化,好像它自身能知道什么是道德評判上的“好”和“壞”從而“趨善去惡”。“國家”到底是什么?我們的高中政治課本就已告訴我們了:“國家是階級統治的工具,階級性是國家的根本屬性。”——人民教育出版社《思想政治2·政治生活》第5頁。這是對馬列主義國家學說中“國家”這一概念的精煉闡述。這說明,“國家”并不是什么能人格化的事物,也不是什么抽象的、神秘的東西,而是統治階級對被統治階級進行階級統治的工具。這一理論是建立在歷史事實和唯物主義世界觀的基礎之上的。在史前人類社會,并沒有所謂“國家”的存在;當時的人類社會是以原始共產主義的形態存在的:一個人群共同生活在同一公社之中,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公有,人與人之間保持著簡單純樸、平等互助的社會關系。但這只是生產力極低水平下的社會存在形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生產資料和消費資料都大大豐富起來,公社內部成員、公社與公社之間的貧富差距逐漸擴大,私有制也確立起來。一方面,在公社內部,社會成員越來越被劃分為相互對立的富人階層和窮人階層;另一方面,在公社與公社之間,由于戰爭的破壞和掠奪,形成了進行奴役的公社和被壓迫的公社。階級就在這樣的背景下應運而生。那么,為了建立和鞏固富裕階級(統治階級)對被壓迫階級的統治,他們就必須創造一個凌駕于社會之上的機關,來緩和社會沖突、維護自身特權,而前者是為后者服務的。按恩格斯的話就是:“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而“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家庭、私有制與國家的起源》因而這個事實很明顯:國家只會為統治階級的利益而服務;如果國家為被統治階級的利益做了什么,那也只能是以這能更好地為統治階級謀取利益為前提的。(注意,謀取利益的方式并非完全都是直接的,甚至在當代很大一部分都不是直接的;而謀取的利益也有很多并非直接的。)這樣的例子俯拾皆是。譬如某些人常常會夸贊西歐社會的福利制度,并以此宣稱資本主義“很好”、“沒有剝削”等等,甚至也能是“為人民服務”的制度。這純屬胡言亂語。資本主義國家進化出福利社會的制度,完全是無奈之舉。如果歐美的資本家們還像兩百年前那樣剝削和壓迫無產階級,他們現在還能在安樂椅上搖晃么?福利制度是把剝削和壓迫降低到了不得不降低的限度之下,給工人階級等受壓迫者以“物質的尊嚴”,可這本來就是理所應的;與此同時,資產階級又創造了繁多而空洞的文化娛樂產品,給底層人民注入精神的海洛因。人民的生活的確相較于歷史絕對地進步了,但相較于資產者的差距又怎樣呢?而資產者攫取無產者剩余價值的剝削事實又會因此改變么?所以,我們要看到,盡管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形式發生了變化,但資本主義社會的國家性質是不會改變的。所以,資本主義國家是絕不會自己就自上而下地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本家們會心甘情愿拱手讓出自己的一切特權,讓工人、農民等最廣大人民做國家的主人嗎?資本主義國家的統治階級最大的讓步,也只不過是有限的社會改良罷了,除此之外,不能其他。并且,如果要讓資本主義國家轉變為社會主義國家,這樣的社會力量不應從國家這一工具和國家背后的統治階級去尋找,而要從被統治階級即人民的力量中去尋找。這就意味著這種變革的過程很難是平靜的,而應是revolutionary。

  知友“英特納雄耐爾”認為:不可能的事,如果真的用心去了解馬克思主義的話就不會問這樣的問題了。國家作為社會政治現象和組織實體不是從來就有的,它是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產生的。國家產生于氏族制度的解體過程中,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時,便產生國家。國家的起源說明了國家的本質,列寧指出:“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和表現,在階級矛盾客觀上達到不能調和的地方、時候和程度,便產生國家反過來說,國家的存在表明階級矛盾的不可調和。”國家是階級矛盾不可調和的產物,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工具。資本主義國家毫無疑問是資產階級統治無產階級的工具,不經過暴力斗爭是不可能成為社會主義國家的。因為資本家不可能拱手讓出自己所得利潤和自己占有的統治地位。不會因為一次新冠肺炎你們國家的人死的沒有我們國家的人多我就要成為你這樣的國家,這簡直是滑天下之大稽,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燈塔的美利堅第一次聽到中國新冠肺炎死亡率這么低時,第一個反應是你們瞞報了。中國的制度優勢是說給我們自己聽的,不是說給美國人聽的,更不是說給資本主義國家資本老爺們聽的。在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眼中社會主義遠沒有自由民主好聽,為了自由生命都能不要,讓他們在家呆一個月不出門是可能的事。自蘇聯解體以后國家與國家就沒有意識形態斗爭這一說法了,中國作為世界上僅存為數不多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國家,自然很容易西方政客的靶子,更不要說什么模仿了。

  知友“無情歐拉少”認為:其實讓你們意外的是,這次疫情同樣做的很好的還有希臘。據說是全歐洲最早關閉各種公共賽事場所的國家,向世界展示了東羅馬強大的執行力。雖然希臘政府又窮又破產,但這次他們真的做的很好。既然資本主義也能應對的很好,那只能說明某些國家實在太拉胯。

  知友“火月之刃認為: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不是做文章,不是繪畫繡花,不能那樣雅致,那樣從容不迫,文質彬彬,那樣溫良恭儉讓。

  知友“知乎用戶”認為:左派的很多同志在工作上過于著急 ,社會主義一定要循序漸進的建立。首先是對市場失效的領域進行改造,然后逐漸過渡的其他全部領域,這個過程是漫長和曲折的,但最符合客觀規律的。但我堅決反對不建立社會主義,堅決反對那些市場失效領域的私有化,堅決反對官僚主義迫害無產階級。社會主義當下并不能跟資本主義比繁榮,社會主義的優勢在于波動性小,人民的生存環境穩定。而至于社會主義下的資源合理配置和公平正義的理想根本來源是人的進步,是先進,是傳統供需出現不和調和矛盾下的唯一出路。只有在這種情況下,社會主義不會被掀翻,社會主義就是客觀規律。

  知友“1432的皇帝”認為:大政府不是社會主義專利,國資,軍政府,絕對君主,國社,束棒等新玩意兒都會跳出來的,畢竟現在流行右轉。

  知友“無心道人無恥之徒”認為:在解釋歐洲歷史變遷模式獲得初步成功之后,20世紀的社會理論將19世紀的基礎加以更進一步的延伸,以解釋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情況。但現在我們承認這種社會理論對其他地區歷史變遷的動力(尤其在它們與西方有重要接觸之前的動力)的解釋能力十分有限。21世紀的社會理論必須要能解釋更豐富而更復雜的歷史經驗。對于國際秩序的未來的研判,以及各國21世紀發展的研判,是一種十分復雜而似乎不可能做出準確結論的事。=表現于文學批評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現代主義的憂慮是有道理的。這些憂慮表現了社會意義的不確定性與多重性,從而挑戰任何一種對過去、現在及將來的簡單解讀。西方理論及經驗的優勢是不夠的,但并非與此無關。通過解釋其他經驗,并致力于比較不同的歷史經驗,我們就能期望建立一種既有歷史基礎、而又具文化實質意義的社會理論。除非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中的人們在遇到相同的問題時都作出同樣的選擇,否則特定的歷史文化就不會失去其作用。只要人們是以不同方式了解情況,并有不同的選擇與優先順序,那么不同社會的歷史軌跡對解釋現在仍有重要意義。中國與歐洲歷史變遷軌跡的異同,證實了多種道路中的確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挑戰原有的社會理論,實際上是通過分析不同歷史經驗的特殊性,去發現實際上有較大普遍性的意義,從而也能使我們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通性的社會理論。時至今日,西方中心主義史觀依然在史壇占據主流。吉登斯的說法,“現代性”的歷史,是由人們所熟悉的資本主義發展及國家形成所驅動的歐洲歷史,世界的近代史不過是一個始于西方的全球化過程。然而,現代性的建構是一項全球性的工程。雖然它在時空方面起源于歐洲,但無論在歷史上或是文化上卻并非歐洲的特定產物。人們往往忽略了以下事實:中國在與西方接觸之前已開始變化。斯密型經濟增長動力就是重要的例子。中國與歐洲政治實踐也呈現出了相似性,而且這種相似性在時間上也出現在西方將其政治機構及意識形態推向全球之前,明清時期的中國國家通過道德的及物質的控制策略,來尋求國內的秩序及統一。而這些實踐比歐洲國家從事相似任務的努力,時間上要來得早。這些相似之處的存在,指出了歷史變遷的某些共同的方向,但其相似性所受的局限同樣也提醒我們要注意歷史的差異。歷史的多元性,使有多重性、開放性及偶然性的各種未來,更有可能持續下去。因為大規模、長時間的歷史變遷是一種途徑相依的過程,所以我們所能捕捉到的變化類型,充其量也只是可能性而已。如果認為歷史不復重要,或認為象中國這樣的地方出現的變化,只是簡單地為歐洲歷史經濟所產生的政治經濟變化的普遍動力所驅動,那么就會降低我們預測的能力。中國與歐洲的歷史過程,既有相同點也有相異處,同時也兼具普遍性與獨特性。資本主義與民族國家形成,在解釋西方歷史變遷的轉折點時是很重要的過程。它們也與更大的世界有關,但并不能代替其他政治經濟變化的動力,因為它們有特殊的變化過程及歷史意義。在文化和歷史的方面,許多人不滿意某些基于19世紀社會理論所提出的歷史變遷的目的論。表現于文學批評及文化研究方面的后現代主義的憂慮是有道理的。這些憂慮表現了社會意義的不確定性與多重性,從而挑戰任何一種對過去、現在及將來的簡單解讀。許多后現代主義者接受了一種極端的相對主義,因而似乎缺乏一種比較的能力或無法解釋這種多元性。重視社會理論的重要性,通過根植于更加系統的多元的歷史經驗,擴展其力量。差異必須解釋。西方理論及經驗的優勢是不夠的,但并非與此無關。通過解釋其他經驗,并致力于比較不同的歷史經驗,我們就能期望建立一種既有歷史基礎、而又具文化實質意義的社會理論。過去特定的文化,可能對開創未來愈來愈無關。不過,除非在不同的社會與文化中的人們在遇到相同的問題時都作出同樣的選擇,否則特定的歷史文化就不會失去其作用。只要人們是以不同方式了解情況,并有不同的選擇與優先順序,那么不同社會的歷史軌跡對解釋現在仍有重要意義。中國與歐洲歷史變遷軌跡的異同,證實了多種道路中的確存在重要的共同特征。挑戰原有的社會理論,實際上是通過分析不同歷史經驗的特殊性,去發現實際上有較大普遍性的意義,從而也能使我們有能力去建立更具普通性的社會理論。至少在兩層不同的意義上理論更具一般性:第一,理論之所以有普遍性,是因為它被用來解釋更多不同的社會情況;其次,有普遍性的理論,其目的是在不同的情況中對那些重要的關聯做解釋。19世紀的社會理論集中在解釋歐洲社會變遷的模式,這是可理解的。它聲稱解釋了歐洲一長串復雜的歷史變化動力,從而獲得了某種程度的普遍性。但它通常不去考慮歐洲之外的歷史變遷,認為其他地區的歷史由于缺乏歐洲的那種變化動力,因而呈現停滯。在解釋歐洲歷史變遷模式獲得初步成功之后,20世紀的社會理論將19世紀的基礎加以更進一步的延伸,以解釋世界其他地區的社會情況。但現在我們承認這種社會理論對其他地區歷史變遷的動力(尤其在它們與西方有重要接觸之前的動力)的解釋能力十分有限。21世紀的社會理論必須要能解釋更豐富而更復雜的歷史經驗。而建立這樣的一種理論,正是全體學人的共同努力目標。不作這樣的努力,我們便無力解釋多元的過去,也可能無法去開創理想的未來。比較的時空雙向性。具體地說,在空間方面,不僅從歐洲的立場出發看中國,而且也從中國的立場看歐洲(“對稱性觀點”);而在時間方面,則不僅站在近代的角度看過去,而且也站在先前某一時點看后來(“前瞻性分析”和“回顧性分析”)。“從‘西’(歐洲)看‘中’(中國)與“自‘中’視‘西’”結合,同時“從‘今’(近代)察‘古’(近代以前)”和“由‘前’(先前)思‘后’(后來)”并行。這兩種雙向性的比較交叉使用,形成了一種時空的雙向交叉比較。較之以往那種時空分離的和單向性的比較,這種比較當然更全面得多,科學得多。用這種雙向交叉比較來看問題看得真切,在空間上做雙向比較比在時間上做雙向比較理解起來更容易。中西比較研究是要找出雙方在近代化經歷中的“異”和“同”,并且對之做出評價。這就需要一個比較的價值標準或參照系。如果有一個獨立的、可普遍運用的價值標準或客觀參照系,那將是十分誘人的,但也將是無濟于事的。因為這樣一種標準,如果不是抽象的假設(有如邏輯實證主義的前提),就是按先入為主的原則建立的、即最終是出于西方經驗的大雜燴。一種獨特的比較研究方法,即一方面用歐洲的經驗來評價在中國發生的事,另一方面則用中國的經驗來評價歐洲。通過互為主體,得出新的行為模式和價值觀念。在比較國家形成的經驗時所使用的標準,最終仍須從實證經驗獲取。我們不能完全避免以歐洲的標準來評斷中國的國家形成,因為并沒有一種抽象的理論可作為我們比較的基礎。然而,我們還必須從中國的觀點出發觀察歐洲。如果這樣做了,二者之間相同與相異才會清楚地顯現出來,其結果完全不同于從歐洲的觀點來看中國所得到的結論。用這種對稱式的觀點進行的觀察,既承認了相對性,又作了更深入的比較。中國與歐洲,每一方都并不比對方更普遍或更特殊,從而使我們承認國家形成及改造的方式有多元性。毫無疑問地,中國與歐洲的差異的確存在,但最好的做法是只將這些差異簡單地看成“中國”與“歐洲”的不同,而不是“傳統”與“近代”的差異,因為“近代”一詞隱含歷史變遷中特定的動力。接受這種“歐洲等同于近代、中國等同于傳統”的觀點,限制了我們對推動政治變化的力量進行解釋的能力。如果不把歐洲與“近代”、中國與“傳統”作簡單的等同,那么我們就能避免那種認為政治、社會變化只循單一途徑的危險。史學研究,通常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看過去,也就是對過去發生的事件進行回顧性的分析。但由于每個時代的人都是在其所處的時空背景下撰寫歷史,他們對歷史的看法與前人所見總有些不同,因此作新的回顧性分析在每一個新的世代都是必須的。對某一段歷史的終點的選擇,通常會嚴重影響對其始點的決定,并且由此展開一種因果關系。如果我們不是正好從某一點上開始分析、并且愿考慮隨后的各種可能性,那么就能引進前瞻性分析。前瞻性分析的基本特征是偶然性與開放性。有些學者聲稱對“可能發生的事”沒有興趣,只想了解“實際上發生了什么”。但除非能了解還有哪些其他的可能性,否則我們對實際上發生的事,就不能很有說服力地解釋其原因,也無法說明其重要性。使用前瞻性分析方法來看歷史,有時會得出很令人感興趣的結論。就歐洲而言,如果完全站在18世紀中期的立場上看未來,那么19世紀那種近代工業化是全然無法想象的。相反,蒂里對歐洲1750年以后前景的設想,倒頗為符合清代中國的情況。18世紀中葉以前中、歐所經歷的經濟成長,均屬于斯密型經濟增長,而這種增長受到馬爾薩斯主義的制約是不可避免的,因而只能導向上述蒂里所描繪的圖像。在此意義上來說,與一般的看法相反,脫離了“正常”發展道路的,不是中國反而是西歐。當然,歐洲在19世紀開始了近代經濟成長,而中國則否。但導致這一點的原因,并不是中、歐都面臨的那些相同的制約,或是它們都有的那些彼此相似的發展動力。從資源與產品的配置機制而言,18世紀的歐洲與18世紀的中國,情況都并非很理想,原因還有待于從其他方面探討。

  知友“龐安常”認為:朝鮮模式也很成功,所以你想當朝鮮人嗎?

  知友“一笑方圓”認為:社會主義是通過革命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的理論體系是建立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基礎之上的。生產資料公有制意味著需要沒收、改造資產階級的生產資料,這是想就能成功的事么?

  知友“常夏”認為:改良是沒有出路的,當權者不會把自己的利益拱手相讓,比起社會主義,西方國家更可能走三德子的老路。

  知友“程才林”認為:不見得。第一,國外許多國家出現了反華情緒 雖然中國給予了許多的援助但也不能否認該病毒的來源是中國這也讓許多國外政客抓住了機會來批評中國從而達到讓中國背黑鍋的政治目標。國外許多國家也在開始思考與中國的外交政策時都應改變,比如澳大利亞一直以來的中國貿易伙伴突然來了個強烈支持國際調查許多國家逐漸認為應與一個更加透明的政府打交道。當然 最后的最后外部壓力并不會促使改變 中國政治的特色也就是自己想改就改 不讓別人說三道四。第二,同比而言 日本韓國 印度 南非等非社會主義國家也能特別好的控制疫情的發展 特別是日本與韓國 該兩國自始至終也沒有讓本國的經濟封鎖但仍然特別好的控制了疫情。以此可見 制度并不是決定因素決定因素是政府采取的措施。北歐許多國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該問題問的應是西方的liberal democracy以及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的二選一。

  知友“歷史春秋”認為:不可能。轉變政治體制首先需要國家本身出現某種問題,也能稱之為制度的缺陷,因為政治體制的變革,就等于是一場革命,古往今來,每一場變革,都是有原因有條件的,無外乎關鍵的幾種原因,而此次全球性的疫情,根本不可能動搖資本主義世界的根基。其次,資本主義國家為何被稱為資本主義呢?是因為國家領導階層,幾乎是被資產階級所把控,資產階級是以利益為基礎,況且如今的資產階級,早已不是百余年前只會一味的壓榨索取的資產階級,處于國家機器下的民眾,只要不是無路可走,那么就不會奮起推翻國家政權,何況資產階級難道僅僅會因為一場疫情,而選擇改變自己的階級?最后,當今的國際社會,其實早已是一個大集體了,以制度來劃分國家的立場,已不再那么重要了,相比之下,更需要的是攜手共進,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本就是制度下的兩種產物,完全的社會主義與完全的資本主義根本就不可能存在,只能說作為一種手段相輔相成。而且從發展的角度來看,社會主義也有可能不會是最終的理想主義,千百年來社會制度不斷發生變化,都是經濟達到一定程度所引起的連鎖反應,所以說,每個國家都有每個國家適合的道路,縱然如今的國際上,只有寥寥幾個社會主義國家,但這并不影響中國,想要得到西方列強的承認,只能使自己不斷變得強大,美國當年也是一步一個腳印才有了今日的地位。

  知友“匿名用戶”認為:社會主義會要了資本家的命,如果不是無產階級主動革命,是不可能建立起來的。所以現在西方依舊在盡力抹黑中國,告訴民眾這場疫情是中國的錯,同時盡力淡化他們防控工作不力的事實。其實考慮到他們的屁股,這是非常合理的操作,完全不出乎意料。西方民眾從小到大都生活在對中國和社會主義妖魔化的語境中,即便民眾最終的確認為政府管控不力,也不會考慮聯合起來革命,因為他們從情感上就不認同中國以及社會主義。最多游行幾次建立更多的紙面上的條文而已,最后遇到需要資本家割肉的危機時,這些條文依舊是空話,兜底的還是普通民眾。雖然短時間內西方國家不會“紅化”,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最基本的矛盾在這次疫情中暴露得一干二凈:資本家和大部分民眾的利益之間的矛盾。中國毫不猶豫地選擇了后者,而某些西方國家直到現在還在考慮在疫情最艱難時期復工的可能性,絲毫不顧普通民眾的生存權。

  知友“知乎用戶”認為:朝鮮農民也是這樣想的:新冠以來,美國已死了十幾萬人,每天感染上萬;我國0病例,歐美不學我們的先進制度都要完。

  知友“終幻”認為:這跟社會主義制度沒有什么必然聯系,像朝鮮這樣的社會主義國家連疫情都沒爆發過,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穩定且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基層行動到位,這次疫情都會很好控制,這與主義無關。

  知友“ljczz”認為:只有運行得下去的和遠行不下去的國家形態,中國如果沒有經歷過涅槃重生哪能有今天?現在的資本主義國家也在努力學習一些社會主義的優勢。這次疫情最多照成一些社會沖擊,之后日子照過,只要日子還能過得下去,將就著也就過下去了,說要讓其他國家也變為社會主義只能是癡心妄想。最多學習中國的皮毛,將一些國家命脈的東西收歸國有,將他們所謂的“必要的惡”變得稍稍大一點,僅此而已。唯一的好處就是,沒有人一直吹噓私有制的好處了,不再會有人兜售,私有制不再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靈丹妙藥了。

  相關問題五:新冠疫情將根本改變資本主義嗎?

  李達希認為,資本主義是否將發生改變不取決于疫情本身及其導致的流通領域的經濟危機,而是取決于工人階級在資本主義生產領域所發動的斗爭與革命。“病毒不會打敗資本主義”,但團結起來的工人的斗爭能打敗資本主義。新冠大流行似乎迫使人類走出物質消費帶來的滿足和安逸,在死亡的威脅和一切不平等、不確定中重新拾起對資本主義的批判和未來秩序的想象力。在左翼知識分子對新秩序的呼吁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頻頻出現。

  激進哲學家齊澤克在《溫情脈脈的野蠻行徑乃是我們的宿命?》一文中指出,我們熟悉的世界已停止運行,“徹底的變革已發生”,在現行的世界秩序坐標中,我們無法應對這些“本以為不可能發生的事”。齊澤克表示,一旦身陷危機,每個人都是社會主義者,連特朗普也不例外。據美聯社報道,特朗普將援引《國防生產法案》,允許政府指導私營產業以應對疫情。就在幾周前,齊澤克自己使用“共產主義”一詞還遭到嘲笑,而現在“特朗普提議接管私營產業”的標題直接出現在新聞之上,頗具諷刺意味。美國哲學家、性別理論學家朱迪斯·巴特勒也認為,疫情在西方世界“重振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想象”,人群中依舊有著“對激進平等的集體渴望”。作為全民聯邦醫療保險計劃(Medicare for All)的支持者,巴特勒認為,全民健康和公共衛生的主張在美國“重振了一個社會主義的想象,我們必須等待這一想象在這個國家成為社會政策和公共承諾”。在她描繪的“激進平等”世界里,不論經濟能力如何,任何人都應包括醫療服務在內的生活所需物質。而這一想象的終極目標,是與致力于國民醫療保健的其他國家一道,建立起跨國團結,實現國際性的平等理想。但另外一些理論家則并不認為新冠疫情將導致資本主義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法國激進哲學家阿蘭·巴迪歐認為,這場瘟疫無異于此前的任何一場流行病,是自然維度與社會維度的交界處。它也不會自行帶來政治革新,所謂“福利國家的回歸”只不過是我們熟悉的戰時狀態整合資產階級利益和大眾利益的戰略性工具。它僅僅是再度暴露了當前世界中政治與經濟的主要矛盾。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則針鋒相對的反對齊澤克:“齊澤克聲稱這次病毒會給資本主義帶來了致命打擊,并喚起了一種隱含的共產主義。齊澤克錯了。這些都不會發生……數字監控現在將會被作為對抗疫情的成功模式宣傳。它將借此機會更加自豪地展示它的系統。傳染病過后,資本主義將以更大的力量向前推進。”根據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判斷新冠疫情能否導致資本主義發生根本性的改變,不能只憑借抽象的分析或僅從美好的愿景出發。

  著名左翼思想家大衛·哈維主要從資本流通的視角分析了新冠疫情對資本主義經濟的影響。在他看來,由于新冠疫情導致的經濟衰退的影響在各個國家呈現出“急劇失控”的態勢,而其最終結果或許不只是失業人數增加、市場需求減少這么簡單,消費主義驅動力的減弱可能會導致資本主義“螺旋式無盡資本積累”模式的內在崩潰。這實際上是一種早已被馬克思批判過的所謂“消費不足危機論”。自古典政治經濟學時代以來,消費不足論就一直是爭論的對象。早期的消費不足論者如馬爾薩斯和西斯蒙第都認為資本的過度積累會導致危機,因為資本的過度儲蓄意味著資本主義消費無法填補工人有限消費留下的需求缺口,而工人階級的貧困化只會加深這一矛盾。解決消費不足問題的辦法只能依靠資本主義的外部力量如“非生產階級”的消費或國外市場。馬克思在展開政治經濟學批判的過程中,既明確反對薩伊和李嘉圖等人否認資本主義存在普遍危機的錯誤觀點,又指出了西斯蒙第和馬爾薩斯等人解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必然性的根本缺陷,馬克思本人是消費不足論的反對者。他也否定了那種“想使這個同義反復有更深刻的論據的假象”,即以為工人階級只要從他們自己的產品中得到較大的部分或提高工資,資本主義消費不足的弊端就能消除。因為工人階級消費不足只不過是資本主義流通過程的一種表現,但其根源已存在于資本主義的生產過程。工人“只要他們生產剩余價值,他們就有東西消費。一旦剩余價值的生產停止了,他們的消費也就因他們的生產停止而停止。”“他們必須是剩余生產者,他們生產的東西必須超過自己的‘有支付能力的’需要,才能在自己的這些需要的范圍內成為消費者或買者。”消費不足并不足以構成對資本主義形成致命打擊的危機,西方經濟學在凱恩斯之后也承認“有效需求不足”的存在,但提出只要政府積極的干預,采取反周期的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即能維持宏觀經濟的平衡。哈維陷入消費不足危機論,其分析僅停留在流通層面而忽視對最根本的生產層面的分析。哈維認為歷史發展的現實已向我們證明以生產為基礎的積累模型是馬克思時代的產物——現在已不適用了。準確地說,這種資本積累模型至多在不發達的、以生產為中心的部分發展中國家仍適用,而對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言已過時。放眼當今資本主義社會的現實狀況,經濟危機頻發,尤其是 2008 年金融危機之后,過度積累與價值喪失的情況愈發嚴重,更關鍵的問題則為價值的實現。

  當下的資本主義社會依然是以資本的生產來決定價值流通與分配的,而不是相反。只是此種生產被 “著了魔的世界”所體現出來的顛倒性所遮蔽,而這一“顛倒”由于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之生產機制的轉型而愈發有迷惑性。譬如,隨著當代資本主義社會向后福特制社會的轉型,資本的生產機制產生了諸多變化——從有形商品的生產轉型為知識、信息等無形商品的生產,知識生產與智能化生產成為資本生產機制的新形式并逐步占據重要地位,金融資本與房地產對資本生產機制的“硬化”與 “顛倒”等。馬克思所講的生產,既是商品的生產與再生產、剩余價值的生產與再生產,又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生產與再生產。立足于這樣的理論維度,我們不難發現,資本在流通及分配領域中所出現的各種現象,其性質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所決定的。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的流通及分配領域所出現的問題,都是由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特性所決定的。馬克思把生產作為分析歷史的本質基礎的一個重要領域,以生產顛覆對歷史的唯心主義理解,指出歷史性的本質基礎在于物質生產。判斷一個歷史時代是否發生根本改變要深入生產層面分析其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性質是否發生了根本變化,判斷新冠疫情能否導致資本主義發生根本性的改變應分析疫情是否導致資本主義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發生根本變化,不能只從資本流通與剩余價值實現的層面分析。

  新冠疫情并沒有對生產力造成根本性的改變,疫情發生后全世界調動大量資源提高新藥和疫苗研發能力取得了不同程度的進展,提高了人類的防疫能力,但并沒有產生根本性的科技變革,因此并沒有根本的改變和提高社會生產力。從生產關系層面來看,疫情也沒有導致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生根本改變。生產關系是指人們在物質資料的生產過程中形成的社會關系,是生產方式的社會形式,包括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人們在生產中的地位和相互關系;產品分配的形式等。其中,生產資料所有制的形式是最基本的,起決定作用的。而疫情發生到現在,雖然在世界范圍內發生了一些的罷工運動,許多國家甚至部分資本主義企業都向受疫情影響的民眾提供無償補貼,但并沒有從根本上改變資本主義私有制與雇傭勞動關系。正如巴迪歐指出的,法國總統馬克龍關于“福利”國家的回歸的聲明——為無法就業的人提供資金支持,幫助自雇傭的不得不關閉商店的小業主,要求政府從國庫中拿出1000-2000億,甚至宣稱“國有化”,都不過是在戰爭或疫病之中,國家被迫——甚至一些時候擅自逾越其自身階級屬性的正常運轉——以避免戰略上的災難,因為“這種局勢要求資產階級國家必須清晰地、公共地把某種程度意義上比資產階級的利益更廣泛的利益放在第一位,同時戰略性地保存未來國家所代表的階級利益的首要地位。但不應認同巴迪歐聲稱“當前的流行病,除了正在對所謂的西方世界的舒適生活產生巨大影響外,本身沒有任何新的意義”。新冠疫情對資本主義造成了嚴重的沖擊,病毒伴隨著一系列反新自由主義的斗爭,比如在法國和英國的斗爭,其暴烈程度讓人難以想象。新自由主義政治的局限性已完全暴露,無論是自然、污染、以及大流行的所有后果等方面,還是激進過度的剝削、對再生產和公社的過度攻擊等方面。這個攻擊一度猛烈,但今天它停了下來,敞開了一條道路。與巴迪歐認為“除了嘗試像其他所有人一樣,在家自我隔離之外,我們沒有什么可做的;除了鼓勵其他人做同樣的事外,我們也沒有什么可說的”相反,奈格里號召“我們要踏上這條路,進入戰斗。”并且他提出,馬克思主義對勞動與社會的抽象化能在傳播領域的斗爭中成為核心要素。哈維將疫情導致的危機與2008年的金融危機相類比,奈格里則指出2008年的危機是金融危機。2008年并非工廠在降低生產:而是因為財政跟不上,工廠必然被引導降低生產。金融機制被打破,而人們仍對商品有所需求。現在的狀況是人們對商品有持續需求,但工廠無法生產。奈格里認為,我們將真正有可能使工廠改變生產方式,并且重新占有再生產,“而不必再對著這位工業家或那位工業家,向他乞求幫助或施舍;我們不再受困于凱恩斯主義的地盤,而能在重建共產組織再生產的土地上行動。”這實際上是在生產層面提出了廢除生產資料私有制與雇傭勞動。但奈格里又泛化了“生產”,他所指的“生產”指的不僅僅是工廠,而是生產社會,并且他并沒有指明斗爭的主體,這與他奉行的“諸眾”理論有關。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瘟疫等災害的發生,首先遭殃的是工人階級,他們的健康狀況得不到保障,生產資料進一步喪失,從而造成工人的赤貧和人口的相對過剩。在工人階級的健康和生命安全受到威脅時,無產階級必將不懈的抗爭。恩格斯的《共產主義原理》指出:“現今的一切貧困災難,完全是由已不適合于時間條件的社會制度造成的”,“用建立新社會制度的辦法來徹底鏟除這一切貧困的手段已具備”,(這就)“需要對我們的直到目前為止的生產方式,以及同這種生產方式一起對我們的現今的整個社會制度實行完全的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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