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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德峰:黨內秘密交通的創建人

作者:盧毅 發布時間:2020-11-10 09:14:58 來源:學習時報 字體:   |    |  

  吳德峰(1896—1976),湖北省保康縣人,1924年經董必武、陳潭秋介紹加入中國共產黨,是中國共產黨隱蔽戰線的一名重要領導人。新中國成立前,曾擔任中央秘書處外埠交通科科長,中央交通局局長,國家政治保衛局江西省分局局長、湘贛省分局局長,紅二、六軍團政治保衛局局長,中央對外聯絡局局長,晉察冀中央局敵軍工作部部長等職務。王震等人評價他說:“德峰同志是一個共產主義革命者,越是滄海橫流,越顯出他的英雄本色。”

在上海創建秘密交通

  革命戰爭年代,黨內秘密交通是一條特殊的戰線,它所擔負的主要任務是傳遞黨的各級組織之間互相來往的文件、護送黨的干部、運送特別物資和經費等。1925年初,黨中央在組織部內設交通處,并配備了交通干事。這是黨內第一個秘密交通機構。1926年,改歸新成立的中央秘書處領導,稱交通科。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黨中央在中央秘書處內設置內埠交通科(又稱內部交通科,簡稱內交科)和外埠交通科(又稱外部交通科,簡稱外交科)。到1928年底,黨內交通部門初步建立起全國交通網。主要線路有三條:一是北方線,從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二是南方線,從上海至廣州;三是長江線,從上海至漢口。

  土地革命戰爭在全國各地蓬勃興起后,由于國民黨統治區白色恐怖非常嚴重,革命根據地又很分散,交通工作面臨更嚴峻的挑戰。吳德峰就是在這種形勢下走上黨內交通領導崗位的。1928年底,周恩來代表黨中央與他談話,要他擔任中央秘書處外埠交通科科長,負責與革命根據地的交通聯絡。吳德峰上任后,對原來的北方線、南方線、長江線進行調整,又從各地選調干部,充實交通員力量。在兩個月的時間內,外部交通科便把中央與各地的交通健全起來,形成比較嚴密的工作體系,建立起環環相扣的秘密交通網。

  據1929年中央秘書處的統計,一年時間由外交科送往各地的文件有5523件,各省經過交通員送到黨中央的文件達4687件,其中不少是十分重要的。例如,1929年2月,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將紅軍的武裝力量分成小部隊的組織,散入湘贛邊境各鄉村中進行和深入土地革命”,并要求毛澤東、朱德“離開部隊來中央”。毛澤東接信后回信說,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目前應采取“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的戰略方針。后來由于蔣桂戰爭爆發,黨中央改變了二月來信的一些意見。中共中央和紅四軍前委之間的信函往來是由黨內交通傳遞的。如果沒有黨內交通,毛澤東的重要意見很難反映到黨中央。

  1930年7月,根據形勢發展需要,黨中央決定在上海的中央軍委建立交通總站,由吳德峰負責。10月又成立直屬中央政治局的交通局,并將中央秘書處外部交通科和中央軍委交通總站歸并于此。交通局由周恩來、吳德峰等組成秘密工作委員會領導,吳德峰任局長。在吳德峰領導下,中央交通局很快打通了上海黨中央至中央蘇區瑞金的交通線,隨后又打通至湘鄂西、贛北、鄂豫皖等蘇區的交通。中央交通局成立后,在組織機構上是絕對機密、單線聯系的。每一位同志來上海和黨中央聯系,每一件情報和機密文件的傳遞,每一項重要物品的輸送,都要經過吳德峰的具體組織甚至親自執行。

  從事黨內交通工作,一切行動絕對機密,必須嚴格遵守紀律,決不可疏忽大意。創建黨內交通工作伊始,吳德峰就領導制定了《秘密工作條例》,嚴格保密制度。他還進一步明確,對秘密工作要“上不傳父母,下不傳妻子兒女”。如果有人違反紀律,他批評起來毫不留情面:“錯了就是錯了,沒有任何理由可講!敵人決不會因為你有原因有理由就不抓你、就不砍你的頭。”吳德峰不僅嚴格要求工作人員,對自己和家人也嚴格自律。在上海,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經常在他家開會。他總是安排好后就回避,夫人戚元德站崗放哨時,也是不看、不聽、不問。吳德峰還告訴妻子:“除本職工作外,不該問的不能問,就是夫妻間也不能例外,不該知道的,知道的越少越好,否則害人、害己、貽害組織。”

  中央交通局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護送干部。從1930年開始,中央交通局通過各交通線護送領導干部到中央蘇區,規模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1930年,為鞏固和擴大蘇區,黨中央抽調100多名干部到中央蘇區工作,其中有項英、任弼時、徐特立、鄧發、蕭勁光、劉伯承、伍修權等;第二次是1931年顧順章叛變后,黨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受到嚴重威脅,賀誠、梁廣、羅明、陸定一等先后轉移到中央蘇區;第三次是1932年至1933年初,臨時中央由上海遷往中央蘇區,包括博古、張聞天、楊尚昆等40多名干部。前兩批護送行動是吳德峰親自部署的,后一批他也作了精心安排。

  在1931年的一次轉移行動中,周恩來、王首道和黃火青等人分批從上海坐船去漢口,擬通過一個在漢口碼頭背后擺小攤的秘密交通點,轉往湖南株洲進入中央蘇區。但他們出發后,吳德峰得知武漢出了叛徒、那個秘密交通點已被敵人破壞的消息。吳德峰當機立斷,精確計算三人的船行時間,分頭派人把他們攔截回來,從而化險為夷。當時那一幕真是驚心動魄。

  1931年9月,黨中央決定周恩來、李富春、蔡暢等人先后分批轉移至中央蘇區。為了保障這些同志的安全,吳德峰親自分地區、分段,多次找相關交通站負責人專門研究路線,抽調一批忠實可靠、最有經驗的交通員護送,必要的地方還組織了武裝交通護送。為了打前站,吳德峰先行到中央蘇區考察落實,確定了安全可靠的路線。12月,周恩來從上海出發到汕頭。吳德峰啟用了由他直接領導的汕頭絕密交通站,安全護送周恩來到達中央蘇區。

  吳德峰領導的中央交通局還負責籌集、轉運物資,特別是黃金、銀圓、鈔票和電訊器材等。1930年下半年,他親自到鄂東特委書記胡梓處取回重達10斤的黃金回上海。周恩來稱贊他“膽大心細,對黨忠誠,是黨可信賴的好同志”。在解決蘇區物資供應問題上,吳德峰創造了開鋪子的辦法解決。蘇區缺什么物資,就開什么鋪子。交通員不一定知道哪個鋪子是我們開的,但可告訴他到哪里去進貨更便利。鋪子里的人也不一定知道誰是蘇區來的人,只要按一般情況做買賣就行。中央蘇區嚴重缺乏藥品,交通局就利用社會關系,在汕頭開了一間中法藥房分號,名聲和規模都很大,在一段時間內滿足了中央蘇區的需要。

  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的兩年九個月,是吳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經歷。作為黨內秘密交通的創建人,他對黨對革命事業忠心耿耿,對同志滿腔熱情,工作精益求精,表現出過人的膽識智慧和大無畏的革命氣概,為保衛黨中央和中央機關的安全,溝通黨中央與各革命根據地之間的聯系,作出了重要貢獻。

領導西安情報工作

  1936年10月,吳德峰隨同紅二方面軍勝利結束長征。12月,他抵達陜北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對外聯絡局任局長。西安事變發生后,周恩來考慮到吳德峰有豐富的對敵斗爭經驗,帶他去西安參加談判。經過積極斡旋,西安事變終于和平解決。在此過程中,他協助周恩來做了許多工作。隨后,吳德峰根據毛澤東“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遵照周恩來的安排,化名吳鐵錚,先后以《工商日報》記者、國民黨第38軍高參的身份作掩護,在西安負責組織和領導黨的秘密情報機構,開展情報工作。

  當時西安是敵我斗爭的前哨。我們黨在西安有三個機構:一是有著合法身份的紅軍聯絡處,后改稱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伍云甫任主任;二是中共陜西省委,是個半公開機構,省委書記為歐陽欽;三是直屬中央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由吳德峰負責。三個機構根據不同對象分別行動,同時又密切配合,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吳德峰領導的秘密情報機構最初設在興隆巷的一個四合院內,剛開始只有吳德峰及其愛人戚元德和勤務員肖佛先三人。1938年,陸續增加了內勤、外勤、機要、譯電人員,辦公地點也從興隆巷搬到曹家巷12號。同住機關的有陳養山夫婦、陶斯詠夫婦、蹇先佛、羅青長、于忠友、肖佛先等。大家以親朋關系相稱,住在一起親如一家。

  秘密工作風險極大,經常命懸一線,面臨著生與死的考驗。吳德峰在西安工作時,在堂屋的一個佛龕洞里放了兩把手槍,把子彈壓上膛放著,準備緊急情況時使用,并與妻子戚元德約定最后一顆子彈留給自己。他經常強調:“間諜,只有死間!沒有活間!勇敢堅定者被敵人抓住只能捐軀,貪生怕死者、叛變者,組織是決不會饒過的,敵人也只視為癩皮狗加以終棄,決不會有好下場。”他隨時準備為黨犧牲自己的生命。

  在長期秘密工作中,吳德峰總結了一套對付敵人的有效經驗,無論斗爭環境如何險惡,他總能夠轉危為安。有一天,吳德峰與羅青長帶著裝有一份秘密文件的手提箱在街上走,敵特突然在街兩頭設卡搜查行人。進退兩難時,吳德峰迅速走進街邊的書店買了一本軟皮碑文字帖,借開箱取錢將秘密文件夾進字帖里,再請店員用包裝紙將字帖卷起來包好。接書時故意付了一張大票子,示意羅青長等候找錢,他則拿著書先走了。羅青長出書店時,看到他已走近哨卡等候搜查。只見他從容不迫地將手中的書舉過頭頂,伸開兩臂讓敵特檢查,結果有驚無險。

  西安秘密情報機關設在曹家巷12號,后來13號突然住進了國民黨特務機關。有的同志建議搬家,但吳德峰認為不宜馬上更換,應利用“燈下黑”與敵周旋,因為誰也想不到共產黨的情報機關居然會與國民黨特務機關為鄰,反而多了一個保護傘。一天,有個特務跟蹤他走進曹家巷,他靈機一動,徑直叩開 13號的門,還熱情地同開門的人搭話,跟蹤的特務以為是自己人就走了。吳德峰對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也很有辦法。他曾讓辦事處的人抬出兩個裝有大石頭的木箱,叫偽裝成黃包車夫的特務拉著在城里轉圈圈,把特務累得直求饒,再也不敢來了。還有一次,他叫八路軍辦事處的人拿著沒裝膠卷的照相機,對著在門口偽裝賣香煙的特務“咔咔”拍照,硬是把這個特務給“照”跑了。

  在西安,吳德峰選派一些對黨忠誠、家庭關系復雜、便于掩護的共產黨員打入敵人心臟部門,開展秘密情報工作,建立起多層次、多角度的情報工作網絡。在他直接或間接領導下工作的有戴中溶、王金平、熊向暉、肖德、霍建臺、王昭賢等人。戴中溶是陜西省委書記歐陽欽夫人黃葳的哥哥,上海交通大學電訊系畢業的高才生,曾為胡宗南培訓無線電報員和建立無線電通訊網,官居司令部機要室副主任。吳德峰經調查考核后認為,戴中溶的經歷雖然復雜,但思想進步,有革命要求,遂決定起用他。經請示周恩來后,派黃葳做工作,說服戴中溶利用便利條件為黨工作,并先后派羅青長、王金平、趙耀斌等與之聯系。熊向暉是我黨安插潛伏在胡宗南身邊的秘密情報人員,職務是侍從副官、機要秘書。肖德、霍建臺等人則打入敵特組織內部,分別充當敵特組織的偵緝隊長和監視八路軍辦事處的特務。

  秘密工作需要同各方面人物打交道。吳德峰對西安社會各階層進行了系統、詳盡的調查研究,掌握了他們的政治觀點、思想狀況、生活習慣以及社會交往情況。經過認真分析,他認為在國民黨內部存在左、中、右三種勢力,并呈現出兩頭小中間大的特征,中間派占大多數,是可以爭取共同抗日的力量。他將調查與分析寫成材料上報黨中央,受到毛澤東的高度評價。吳德峰幾次回延安,毛澤東都親自與他長談,了解情況。這為黨中央制定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方針,提供了重要參考。

  吳德峰非常注意搜集國民黨政治、軍事動態,這是秘密情報工作的重要方面。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國民黨加緊反共。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制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方針,此后又秘密頒發了一系列反共文件。吳德峰將這些情報及時報告黨中央,中央據此編寫了《磨擦從何而來》的小冊子,揭露國民黨的陰謀。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重點地區是陜甘寧邊區、山西和河北地區。吳德峰通過戴中溶的關系,獲得大量有價值的情報,為擊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掌握斗爭主動權提供了情報保障。

在延安指導情報和交通工作

  1940年6月,因吳德峰在西安的處境日益危險,黨中央調他回延安任中央交通局局長。中央交通局對外有一個特別的名稱,即“中共中央農村工作委員會”。實際上,農委并不管農村的事,干的仍然是情報和交通工作,主要負責敵后及國統區的交通,護送干部到晉察冀、華北、太行山一帶開展工作,同時還負責部分國內情報工作,并承擔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聯系。

  吳德峰到任后不久,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干部到西安的任務。他帶著一卡車剛培養出來的地下工作人員,包括發報員、譯電員和機要員等去西安分配工作。派送途中通過國民黨的重重封鎖和檢查,才抵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等這些秘密工作干部分赴全國各地后,吳德峰化裝成國民黨陜西省黨部高級官員返回延安。這次行動是他西安秘密情報工作的延續。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各抗日根據地需要大批干部,延安的許多干部也要到各地工作,因此開辟延安至各地的交通線迫在眉睫。秘密交通是吳德峰的老本行,干起來得心應手。在他的領導下,農委很快建立健全了延安至內蒙古、新疆、上海、重慶、晉察冀、太行山、東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線,交換秘密情報、機密文件和運送物資、輸送干部等工作也順利開展起來。吳德峰還組織工作人員在農委的窯洞頂上架起電臺天線,負責中共中央與莫斯科的聯系,并打通了經內蒙古、外蒙和蘭州、新疆往來蘇聯的兩條國際交通線,保證了延安與蘇聯的交通暢通。

  20世紀40年代前期,黨內交通有幾次重大行動。一是1941年皖南事變后部分突圍的新四軍指戰員轉移到蘇北;二是1941年至1943年全國各地主要是縣團干部到延安參加整風運動和黨的七大;三是1942年劉少奇從華中局回延安;四是一批批黨的干部和優秀青年從延安出發前往各地崗位;五是向往進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學生、愛國民主人士奔赴延安。這些大的交通行動,都是在吳德峰及中央交通局的統一領導下進行的。

  1942年3月,劉少奇一行從蘇北回延安,黨內交通負責護送工作。劉少奇途經山東分局、湖西區、魯西區、北方局、太岳區、晉綏分局,于12月底平安抵達延安。途中負責帶路和護送任務的黨內交通,采取接力的辦法分段轉送,一路穿越日偽軍和國民黨頑固派103道封鎖線,多次遇到掃蕩、伏擊。在艱險的行軍過程中,黨內交通人員配合部隊,克服各種困難,圓滿完成了護送任務。

  在長期領導隱蔽戰線工作的革命生涯中,吳德峰舍生忘死,嚴守紀律,縝密細致,臨危不懼,多謀善斷,充分展現了一位隱蔽戰線重要領導人的風采。特別是其堅定不移的信仰令人欽佩。他出身于士紳家庭,其父兄在湖北軍政界都有顯赫的地位,但他為了救國救民,毅然拋棄高官厚祿和榮華富貴,投身于黨的革命事業。王震曾說:人家鬧革命是被逼上梁山,吳德峰卻是家產萬貫自己走上梁山。吳德峰與戚元德生了9個子女,大多送人或夭折、下落不明。他晚年諄諄教誨子女:“我們家在中華民族存亡危急之際,從‘維新變法’經過‘辛亥革命’,歷時三代人最后才找到了只有共產黨才能救中國的革命真理。為了實現共產主義、實現中華民族的昌盛富強,多少革命者前赴后繼。你們必須繼承先烈遺志,更加努力刻苦為之而奮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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