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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處理中美關系的戰略智慧

作者:周余云 發布時間:2020-11-11 09:04:59 來源:《前線》雜志2020年第11期 字體:   |    |  

  摘要

  中美關系是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系之一。中美關系歷經風雨,但始終向前并取得歷史性發展。當前中美關系正面臨建交以來最嚴峻的考驗,遭遇幾十年來最嚴重的困難。重溫毛澤東處理中美關系的戰略智慧,品味其中的唯物論要義和辯證法方略,對于正確把握當前處理中美關系的時、度、效,牢牢掌握中美關系的主動權,推動中美關系朝著正確方向不斷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對華采取政治遏制、經濟封鎖、外交孤立和軍事威脅的敵視政策,雙邊關系陷入冷戰對峙狀態。為打破中美關系僵局,毛澤東以高超政治智慧,在對美斗爭中大開大合,把戰略判斷與戰術決斷統一起來,逐步打開了中美交往大門,為中美關系正常化奠定了堅實基礎。

  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外交斗爭的必需形態

  毛澤東對美斗爭的戰略思想,立足于清醒認識中美力量對比及其消長,并由此確立起對美斗爭的戰略自信。

  1954年10月,毛澤東在會見印度總理尼赫魯時說:“我們是一個新中國,雖然號稱大國,但是力量還弱。在我們面前站著一個強大的對手,那就是美國。美國只要有機會,總是要整我們。”鑒于中美力量的現實差距,“我們對美國的看法,可以說是可怕,但又不可怕。美國手里有幾顆原子彈,如果說不怕他,那末我們為什么要搞和平運動呢?但其實又不可怕。”

  這種所謂的“可怕”是立足于現實力量對比之上,“不怕”是建立在力量此消彼長和人心向背的基礎上。毛澤東認為這對強弱矛盾將來是可以轉化的。1956年7月,他在會見拉美客人談及美國時表示:“一切會有變化。力量大的要讓位于力量小的,力量小的要變成力量大的”,“我這一輩子就經歷了這種變化”。

  他很有預見性地指出:“杜勒斯怕我們的政治,不怕我們的軍事”。美國“是怕我們的將來,不怕我們的現在,這就是所謂的潛在力量”,“就是力量還在那里睡覺,不曉得哪一天醒了”。

  由此,毛澤東提出對美斗爭首先要在戰略上藐視它,戰術上重視它:“從戰略上看,必須如實地把帝國主義和一切反動派,都看成紙老虎。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戰略思想。另一方面,它們又是活的鐵的真的老虎,它們會吃人的。從這點上,建立我們的策略和戰術思想。”

  基于這樣的戰略自信,毛澤東在1958年9月函復周恩來就中美會談和臺灣海峽軍事斗爭等問題時明確提出:我們對美斗爭應采取主動的、攻勢的和有理的新方針新策略,“高屋建瓴,勢如破竹,是我們外交斗爭的必需形態”。毛澤東認為主動權是一個極端重要的事情。

  高屋建瓴就是要站得高、看得遠,不畏浮云遮望眼,保持戰略定力和耐心,不斷積蓄勢能。毛澤東主張在處理中美關系的過程中,不能被美帶節奏、隨美起舞,“要美就我,我不就美,最后一定要美國服從我們”,“一定要美國梳妝打扮后送上門來”。

  勢如破竹就是要堅決有力、一竿子到底,保持戰略動能。毛澤東要求外交部給參加中美會談的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的指示,“應當簡明扼要,界限分明,堅決有力”,避免“繁瑣而不扼要,界限不明,軟弱無力”。

  針對當時美國與臺灣相互勾結的情況,毛澤東指出,帝國主義者如此欺負我們,這是需要認真對付的。鑒于美國當局中的一小部分人,一有機會就要整我們,毛澤東提出既要針鋒相對,也要審慎從事,“美國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謂‘整’,請同志們放心,雙方都是謹慎小心的”。

  處理中美關系既要有堅定立場,也要有協商的和解的態度

  毛澤東善于在中美關系僵局中把握化解的時機,在美國圍堵的裂隙中尋求突破的機遇。

  1954年4月日內瓦會議期間,美方代表試圖通過英國駐華代辦辦理美國83名在華被押人員問題。根據美方透出的新動向,毛澤東在7月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提出,美國內部也是有矛盾的。對美國這樣的國家也不是沒有文章可做。如何做文章,毛澤東提出就是要孤立與分化反華勢力,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來孤立那些好戰分子,就是孤立美國當局,主要還是那里頭急于要打仗的那一派,在談判中該讓的就必須讓,該堅持的就必須堅持。

  根據總方針,這些具體活動做得恰當,是可以和下來的,就可以達到聯合多數、孤立少數的目的。1955年7月,美國政府通過英方向中方提出互派大使級代表在日內瓦會談的建議獲中方同意。毛澤東對中美會談極為重視,成立了由周恩來直接領導的中美會談指導小組,確立了談判方針:“既要有堅定的立場,也要有協商的和解的態度。”

  毛澤東告誡王炳南在談判中要采取說理的方法:“你要多用一種勸說的方法,比如說,你們美國是一個大國,我們中國也不小,你們何必為了僅僅不到一千萬人口的臺灣島嶼與六億中國人民為敵呢”,“在會談中要多用腦子,謙虛謹慎,說話時不要對美國人使用像板門店談判那樣過分刺激的語言,不要傷害美國人的民族感情。中國人民與美國人民都是偉大的民族,應該和好”。

  在此后兩年多時間里,雙方共舉行數十次會談,雖未取得實質性成果,但在中美尖銳對立并相互隔絕的年代里,雙方建立了相對固定的對話和接觸渠道。

  從打破中美雙邊關系僵局的愿望出發,毛澤東多次利用會見外國代表團的場合發出愿與美國緩和的信息。1954年8月,他在會見英國工黨領袖艾德禮率領的工黨代表團時表示,“美國這樣的大國如果不要和平,我們就不得安寧,大家也不得安寧”,但現在“美國做的事太不像樣子”,“希望工黨朋友們勸勸美國人”。

  同年10月,印度總理尼赫魯訪華期間,在尼赫魯談到美國害怕喪失它的地位時,毛澤東說,“不能設想任何國家會開軍隊到美國去”,“美國的恐懼也實在太過分了。它把防線擺在南朝鮮、臺灣、印度支那,這些地方離美國那么遠,離我們倒很近。這使得我們很難睡穩覺。”“國與國之間不應該互相警戒,尤其是在友好的國家之間。像我國與美國這樣互相警戒著是不好的”。

  1955年5月,毛澤東在同印尼總理阿里會談時說:“我們要爭取和平的環境,時間要盡可能的長……如果美國愿意簽訂一個和平條約,多長的時間都可以,五十年不夠就一百年,不知道美國干不干。現在主要的問題就是美國。”

  美國要把它的意志強加于我是不行的,勝利的信念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

  毛澤東認為國家關系必須是相互尊重的、平等的。任何人想強壓中國人民拿政治原則做交易,連半個指頭都不行。毛澤東多次表示,誰想嚇唬我們是不行的,我們從來就不接受強大力量的威脅。“即使我們再弱,美國要把它的意志強加在我們身上也是不行的。過去我們在延安,就沒有屈服過。”

  1964年1月,他在會見法國議員代表團時說:“難道一切事都要照它們辦,要到它們那里朝圣?”“大國來控制我們國家,那不行”,“不許世界上有哪個大國在我們頭上拉屎拉尿”。毛澤東認為,美國的強權政治總是欺軟怕硬,找軟的捏,啃那些比較可啃的地方,因此,在處理對美關系時,首先是我們自己要鞏固起來,讓我們這個骨頭啃不動。

  毛澤東認為,勝利的信念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中國人不能在美國的威脅中過日子。敢于斗爭、善于斗爭是毛澤東的性格特征。敢于斗爭就是要破除對美迷信。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的積弱積貧使一些人產生了崇美、恐美心態。毛澤東說:“過去中國的知識分子崇拜外國,叫做親美、崇美、恐美。現在,我們通過進行政治思想教育,使親美變成了輕美,崇美變成了反美,恐美變成了把美國當成了紙老虎。”在毛澤東看來,一個“怕”字換不回自身的安寧。

  1963年7月,毛澤東在會見古巴代表團時說:“對美國人不必那么怕,怕美國人是多余的。”如果“每天總是怕,在干部和人民里頭不鼓起一點勁,這是很危險的”。1965年4月,針對美國飛機侵入我國海南島上空的挑釁,毛澤東指出:“美機昨天是試探,今天又是試探,真的來挑釁啦!既來,就應該堅決打。”他在談及對美斗爭的經驗時說:“美國人是可以打的,這是一條經驗”,“要打破那種美國人不可打、不可以打敗的神話”,與美斗爭“勝利的信念是打出來的,是斗爭中間得出來的”。

  敢于斗爭并不意味著輕言用兵。在用兵問題上,毛澤東慎之又慎,在任何情況下避免發生“可選擇之戰”,而在“必要之戰”降臨時又確保有足夠的意愿和能力加以應對。

  1950年9月,毛澤東與從東北考察歸來的民主人士梁漱溟談話。在梁漱溟談到對朝鮮戰事迫近東北深感不安時,毛澤東說:“中美之間現在還沒有打起來,但硬是打到你頭上,又怎么辦?只有還擊,以牙還牙。”

  他在與王季范和周世釗談論為何要在國家百廢待興之際,力排眾議出兵朝鮮時指出,我們急切需要和平建設,如果要我寫出和平建設的理由,我可以寫有百條千條,但我們不能“在它的威脅中過日子”。美國“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們身上,從朝鮮一把刀插在我們的頭上,以臺灣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們的腳上”,“我們抗美援朝就是不許它的如意算盤得逞。‘打得一拳開,免得百拳來’”,“我是不打無把握之仗的”,“經過周詳的考慮研究,制定了持久戰的戰略,勝利是有把握的。”

  1965年4月,當美國政府逐步擴大對越戰爭并公開叫囂中國是主要敵人時,中國政府請即將訪美的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向美國政府轉述中方嚴正立場:“一、中國不會主動挑起對美國的戰爭。二、中國人說話是算數的。三、中國已經做了準備。”這一次,美國聽懂了中國的警告。

  善于斗爭就是要爭取最有利的局面,應對最壞的情況,留有余地,防止亂戰一氣。毛澤東主張國際斗爭要“堅持原則,堅持團結,堅決斗爭,留有余地,后發制人”,“世界上的事情還是要搞一個保險系數”。他強調,處理對美關系要把最可能的困難估計進去,“抗美援朝戰爭時,我是放在美國占領鴨綠江這一個基礎上來考慮問題的”,因此,“做好了一切準備,即使發生最困難的情況,也不會離原來的估計相差太遠”,“根本的就是這兩條:一是爭取最有利的局面;二是準備應付最壞的情況”。

  同時,毛澤東也告誡說:“對美國要注意,搞斗爭的時候容易‘左’,搞聯合的時候容易右”,“要保持清醒的頭腦,這個事要用點腦筋,有所分析。但是亂戰一氣,也不行”,因而,處理中美關系時要注意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文章做活扣,有的問題要寬一些,有的問題不要報復,有的問題可采取主動姿態。毛澤東做出“美國人左、中、右都讓來”的指示,改變了一般不讓美國人來華的做法,有選擇、有計劃、有步驟地批準一些美國人來華。

  鑒于美國是“計算機的國家”,與美國打交道要重視對美研究,既要多謀,更要善斷

  處理中美關系要重視對美國國內各階層的研究。毛澤東認為美國是個了不起的民族,歷史如此短,發展如此快。他曾對斯諾說,我們對美國的研究方面有很大的缺點,要有一批人專門研究美國,注意研究美國各階層的情況;除了上層的,那些中層、下層的輿論我們也要注意;我們發的新聞,美國人看不慣,看不順眼;我們看到的都是美聯社和合眾國際社,它們并不見得能反映美國中間階層的情緒。

  毛澤東曾對尼克松說,有關美國的書“讀得太少,對美國了解太少了,對美國不懂”。他要求“北京圖書館、北大圖書館找一些美國歷史給我。不要大部頭的,如《美國全史》之類,只要幾萬字的,十幾萬字的,至多到三十萬為止。其中要有馬克思主義者寫的,也要有資產階級學者寫的”。

  毛澤東強調要重視自身對美斗爭的經驗和美國盟友體系的研究,未雨綢繆,多謀善斷。他認為,在與美斗爭方面,“我們有豐富的經驗,把自己的經驗看得那么不值錢,是不對的。要以我為主,學習別人的先進經驗。同時要研究敵情、友情,過去我們就是研究敵、我、友情況的。要翻譯美國、日本的東西。將來美國在東方戰爭中不依靠日本是搞不起來的,因此我們要很好地研究日本的情況”。

  他還強調,要善于觀察形勢,腦筋不要硬化。形勢不對了,就要有點嗅覺,嗅政治形勢,嗅經濟空氣,嗅思想動態,要多謀善斷。單是謀不行,第一要多謀,第二還要能斷。現在有些同志不多謀,也不善斷,是少謀武斷。他強調對外斗爭得計遲是很危險的。他引述三國時期袁紹多端寡要,見事遲、得計遲的教訓,指出“不要多端寡要,多謀寡斷。謀是要多,但是不要寡斷,要能夠當機立斷;端可以多,但是要抓住要點”。

  毛澤東認為,“美國是‘計算機的國家’”,它的外交手腕“是算好了的”。因此,在與美國打交道時要見微知著、察勢觀風。

  1967年秋,毛澤東敏銳地注意到準備競選美國總統的尼克松在《外交季刊》發文,文中耐人尋味地表示:“從長遠來看,我們簡直經不起永遠讓中國留在國際大家庭之外……在這個小小的星球上,容不得十億最有才能的人民生活在憤怒的孤立狀態之中。”毛澤東由此判斷尼克松如若上臺,中美關系會有所變化,并請周恩來等人注意閱讀此文。

  1969年1月20日,尼克松在就職演說中再次暗示其有意改變對華政策,毛澤東對此作出了積極回應,指示《人民日報》破例全文刊登這篇演說。毛澤東認為,國際形勢不斷發生變化,對原來的看法和結論要及時作出部分或全部的修改,不要被原來的看法和結論框住。

  此后,周恩來受毛澤東委托,請陳毅等四位老同志以元帥的戰略眼光協助毛澤東研究、掌握國際戰略動向,向中央提出建議;同時指示外事部門摸清美國的戰略意圖,探討同美國接觸的可能性。這些前瞻性的戰略研究為毛澤東調整外交戰略、打開中美關系大門提供了決策依據。

  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處理中美關系的關鍵在于發展好自己

  國際關系中奉行的是實力政策,講究的是實力定位,解決中美關系關鍵靠自己。毛澤東說,“實力政策、實力地位,在世界上沒有不搞實力的。手中沒有一把米,叫雞都不來”,目前“中國還不是一個強國,美國就欺負我們這一條”。這種欺負“可以使我們慪氣,憤怒不要表現出來,要變成力量”,“人家是要看實力的”。毛澤東認為根本問題是要把我們自己建設好,“我們在自己的土地上,好好建設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就可以取得絕對優勢”。

  毛澤東明確指出,“把我們的國家建設好要多少年呢?我看大概要一百年吧。要分幾步來走:大概有十幾年會稍微好一點;有個二三十年就更好一點;有個五十年可以勉強像個樣子;有一百年那就了不起,就和現在大不相同了。要向廣大人民,特別是青年進行教育,進行艱苦奮斗、白手起家的教育”,“讓我們跟全國人民一道,跟國家一道,跟青年一道,干他個幾十年”,到那時“中國會變成一個大強國而又使人可親”。

  國家實力不僅在于物質力量,還包含人心向背和道義力量。1958年9月5日,毛澤東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指出,要把國際形勢作為一個整體來思考,辯證地看待各種挑戰,并提出觀察國際形勢的八大視點,其中之一就是要看人心向背,這“就是一個力量的問題,人心的問題。人心就是力量”。因此,與美斗爭還要注意凝聚國內人心和爭取國際道義的支持。

  毛澤東主張要加強人民對黨和國家對外政策的認同感,提高社會凝聚力。1959年2月,毛澤東在審閱有關外事工作的指示稿時專門補寫了一段話:“應組織適當范圍的干部,對有關涉外事項,加以討論,堅持正確方針,糾正錯誤觀點,貫徹執行。”同時,要注意爭取國際道義的支持,“盡量剝奪美國的政治資本,使它處于沒有道理和孤立的地位”,因為美國“搞冷戰、搞國際緊張”就是死胡同,不得人心。

  另一方面,毛澤東也要求在處理中美關系的外宣工作中,要注意顧及美方感受,以爭取美國民眾,他十分贊同有關尼克松訪華和中美聯合公報的“對外表態時要謹慎從事,說話不要過頭,特別是不宜由我正面宣傳聯合公報是我們的勝利,美國的失敗”。

  綜觀毛澤東處理中美關系時,他對怕與不怕、軟與硬、緩與急、談與打、和與戰等關系的分寸拿捏和時機把握,張弛有度,收放自如,充分展示了毛澤東特有的戰略思維和斗爭藝術。盡管毛澤東未能見證中美建交,但他引導開啟的中美關系大門已徐徐拉開,他坦言想與美國做朋友,中國跟美國要搞好,堅信中美兩國總要建交的,并期待在不太老之前,能到密西西比河去游游泳。

  當前,歷史的車輪已進入了新時代,我國面臨的外部戰略環境和自身發展水平,與毛澤東時代相比,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但觀察國際形勢、處理中美關系的思想方法具有相通性。毛澤東在處理中美關系時所展現的深邃眼光、辯證思想和鮮活語言,猶如歷史足音、空谷回響,永遠激勵著中國人民。我們堅信,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中國共產黨在政治上的成熟,能夠把中國人民引向勝利。”

  作者:周余云,中聯部當代世界研究中心研究員

  文章來源:《前線》雜志2020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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