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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走了,武訓黨又“火”起來了

作者:灄水農夫 發布時間:2020-11-13 09:32:32 來源:旗幟評論2018 字體:   |    |  

  最近一則信息《93歲的他走了,感動了全中國,卻沒有感動CCTV!》在網絡暴紅。白禮芳,一位靠蹬三輪為生的老人,在數十年中靠著一腳一腳地蹬三輪,掙下35萬元人民幣,全部捐給了天津的多所大學、中學和小學,資助了300多名貧困學生。而他自己過的卻是乞丐般的生活,沒有一分存錢,從頭到腳穿戴都是從街頭路邊或垃圾堆里撿來的衣衫鞋帽,每餐兩個饅頭一碗白開水,為了多掙一塊錢,一年365天,無論節假日,還是刮風下雨下雪,從來沒有休息過一天。這不就是一位現代的活“武訓”么?

  筆者不禁想起當年武漢也曾有這么一位有名的活“武訓”江詩信。他放棄安寧的晚年生活,平時節衣縮食,捐資5萬多元,資助107名山區貧困學生。他還感召社會各界138個單位、900多人參與助學,共資助2164名失學孩子重返課堂,被人稱為“希望老人”。但這位活“武訓”結局很不幸,因捐款丟失而跳樓自殺。

  活“武訓”的頻繁出現,對當今社會尤其是對底層民眾來說是福矣?禍矣?

  這些年來,象這樣的活“武訓”不時出現在媒體中,引起人們的關注。

  關于毛主席對武訓的評價,年輕人可能不大清楚,但對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來說,卻再熟悉不過了。

  《武訓傳》所提出的問題帶有根本性質。象武訓那樣的人,處在清朝末年中國人民反對外國侵略者和反對國內的反動統治者的偉大斗爭時代,根本不去觸動封建經濟基礎及其上層建筑的一根毫毛,反而狂熱地宣傳封建文化,并為了取得自己所沒有的宣傳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對反動的封建統治者竭盡奴顏婢膝的能事,這種丑惡的行為,難道是我們所應當歌頌的嗎?向著人民群眾歌頌這種丑惡的行為,甚至打出“為人民服務”的革命旗號來歌頌,甚至用革命的農民斗爭的失敗作為反襯來歌頌,這難道是我們能夠容忍的嗎?承認或者容忍這種歌頌,就是承認或者容忍誣蔑農民革命斗爭,誣蔑中國歷史,誣蔑中國民族的反動宣傳為正當宣傳。

  毛主席指出:

  在許多作者看來,歷史的發展不是以新事物代替舊事物,而是以種種努力去保持舊事物使它得免于死亡;不是以階級斗爭去推F應當推F的反動封建統治者,而是象武訓那樣否定被壓迫人民的階級斗爭,向反動的統治者投降。我們的作者不去研究過去歷史中壓迫中國人民的敵人是些什么人,向這些敵人投降并為他們服務的人是否有值得稱贊的地方。我們的作者也不去研究自一八四○年鴉片戰爭以來的一百多年中,中國發生了一些什么向著舊的社會經濟形態及其上層建筑(政治、文化等等)作斗爭的新的社會經濟形態,新的階級力量,新的人物和新的思想,而去決定什么東西是應當稱贊和歌頌的,什么東西是應當反對的。

  毛主席進一步指出:

  顯而易見,毛主席批判《武訓傳》的原因,不在于武訓這個人物個人的行為,而是《武訓傳》宣揚的一種思想意識,那就是經歷中國革命,社會主義制度建立后,絕大多數人民群眾享受教育的權利是要靠舊式精英教育制度還是要靠新的人民大眾教育制度,是繼續堅持封建舊文化還是努力創造社會主義新文化,是由舊的封建思想意識占領文化領導權還是由新的社會主義意識占領文化領導權。這顯然是社會主義制度基本建立后,意識形態領域一次嚴重的斗爭,因此不能不引起毛主席的警惕和重視。

  今天,毛主席已離開我們,對《武訓傳》的批判也似乎平反了,然而毛主席當年嚴厲警醒的話卻言猶在耳。現在我們來看看現代“武訓”輩出的時代,他們真的能解決絕大多數窮孩子上學的問題嗎?

  靠現代“武訓”們的助學,解決窮孩子上學問題,是治標不治本

  我們說,。因為貧窮來自社會的階級分化,只要存在階級分化,貧窮問題就得不到解決。貧窮是剝削階級社會無法祛除的痼疾,不消滅不平等的社會制度,就不可能真正解決貧窮問題,因此這樣的貧窮只能是無法改變的結構性貧窮。

  雖然現代“武訓”通過助學,也能幫助一些窮孩子上學,但這些窮孩子只能是整個社會中窮孩子的個別。現代“武訓”們不僅不能解決窮孩子不能上學的根本原因,反倒通過自己的“善舉”對其進行掩蓋,用對個別、極少數窮孩子的助學,遮蔽了絕大多數窮孩子不能上學的現實,并給社會以虛幻的希望。

  因此說,現代“武訓”們的“善舉”對整個社會來說,最多只能算是一種小惠,就象毛主席說的:“群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惠,難矣哉!”因為只是小惠,要真正解決窮孩子上學問題,那就只能“難矣哉”。為什么說只是小惠呢?因為它“言不及義”,所謂“義”就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才是大仁政,才是解決窮孩子上學的根本辦法。

  新中國成立后,毛主席致力于解決普通群眾尤其是占絕大多數貧苦農民的教育問題,據學者韓東屏敘述,1949年,中國人民的文盲率占90%,在人民公社化運動中,中國農村開始大辦教育,到六七十年代發展到高潮,當時幾乎每個村子都辦起了自己的小學,農民的孩子可以不出村免費上學。

  建國之初,一個縣僅有一所高中和少數幾所初中,到無產階級大革命時期每個縣發展到數十所,平均每個公社達三所,而且農村的初中、高中都實行免費。

  這不由得回想筆者經歷,作為七十年代初生人,筆者小學就是在本大隊(現在叫村)就讀的,學校就在隔壁生產小隊(灣),當時大隊還辦有初、高中。后來先是初、高中停辦,發展到本世紀初,連小學也停辦了,都集中到街鎮上兩所中心小學。

  那時候,大隊辦的小學乃至初、高中屬大隊集體負責管理,教師多是民辦教師,由大隊負責福利待遇,不拿國家工資,基本相當于群眾教育群眾辦,當然國家也會給予必要的支持。通過這樣的政策,廣大農村掃除文盲,基本普及基礎教育,使絕大多數人尤其是貧苦農民的孩子享受到教育的機會。不僅如此,火紅的年代的教育重點向農村傾斜,促進城鄉均衡發展。教育完全屬于公益性質,那時候中小學乃至大學實行免費政策,對特別貧困的學生還有助學金。

  據筆者父親講,當年他讀初中的時候,拿的助學金自己吃不完還可以補貼家里。教育的公益性,保證了絕大多數人民群眾公平地享受平等教育的權利。火紅的年代,強調教育與生產實踐相結合,培養又紅又專的國家建設人才,那時大中學生畢業由國家負責對口安排工作,因此就業有保障,解除了后顧之憂,且學有所長、學有所用。

  再回頭看當今,種種教育問題上的弊病層出不窮,問題愈積愈深。比如廣大農村,由于嚴重的三農問題導致農村的空心化,青壯年到城市打工為生,仍然在農村的大部分是留守婦女、老人和兒童。由于農村的蕭條,人口的大量流失,教育部門采取“撤點并校”的辦法,絕大多數原來在村的小學停辦合并,那里的孩子只能到遠離本村灣的集鎮上學。條件好的家庭只得陪讀,增加了家庭負擔。條件不好的讓孩子住校,生活條件差,孩子得不到照顧。

  特別一些偏遠山區農村,本地的學校請不到教師,到外面上學又得跋山涉水,一路艱辛。媒體上曾報道過的“天梯”上學路、校車違規超載發生的車禍事件等都是由此發生的。

  由于上述上學難問題,一些貧苦農民家庭不得不讓孩子很小就輟學,失去受教育的機會。不僅農村學校大量撤并,而且各級學校教育資源嚴重兩J分H:愈是重點學校,愈是扶持,集中了優秀教師、先進教學設備,強化管理,教學質量愈高。愈是普通學校,愈缺乏人財物資源,即便有優秀教師也因待遇差、沒有前途而流出,這樣的學校無疑只會教學質量每況愈下。

  而貧家子弟要上好學校難上加難,一是重點學校的高收費承擔不起,二是重點學校名額有限,沒有關系根本進不了。教育資源的兩J分H,使貧民子弟只能享受劣質教育,無緣優質教育,這就是寒門難出貴子的原因。

  教育產業化政策的推行,進一步加劇了這種不平等的教育體制。很多貧民子弟因高昂的學費而不堪其苦,有的學生為籌集學費,告貸無門,不得不持學生證上街求乞,有的學生為學費做“蜘蛛人”墜樓身亡,有的女孩子為上學,不得不出賣肉體,還有的家庭因為籌不起學費,父母走投無路,逼得賣腎甚至自殺。多少人間悲劇就這樣一天天無情地上演。

  在教育產業化政策下,大學搞擴招,一方面吸干了平民家庭的血汗錢,另一方面他們中大部分人畢業即失業,成為“蝸居”城市的“蟻族”。他們父母原指望通過自己拼死拼活讓孩子躍龍門,改變命運,然而在殘酷的現實面前,這一夢想最終被擊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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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說,即便社會上極個別窮孩子在“武訓”們的資助下,憑自己個人的努力成功實現了逆襲,那又意味著什么呢?這是毛主席當年批判《武訓傳》的一個核心問題。

  在階級社會里,少數寒門子弟雖然實現了個人的階級躍升,對他原生的那個階級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地位沒有任何改善,還會不斷產生象他那樣的窮孩子,至于以后的這些窮孩子有沒有他那樣的機遇,就只能憑天意、碰運氣了。

  在這樣的教育體制下,即便是培養出的人才,也只能是滿腦子精英意識,如出人頭地的封建等級思想、唯利是圖的資產階級拜金主義,正像錢理群教授所稱的“精致的利己主義”。精英教育只能淪為階級再生產溝道和維護、固化不平等社會制度的工具,對底層迫切希望改變命運的人們來說,只是一種麻醉自己的迷藥,對廣大勞動人民實在是百害而無一益。

  反觀火紅的年代,實行的大眾化教育,學校以培養又紅又專的社會主義人才為宗旨,不僅廣大人民群眾充分享受到平等受教育的權利,而且涌現出了象董加耕、邢燕子這樣一大批立志扎根農村,改變農村貧窮面貌的社會主義新人。教育不僅在思想意識形態上塑造了人民群眾積極向上的道德風尚,而且通過教育革命化,旨在逐步縮小直至消滅城鄉、工農、腦體三大差別,最終實現勞動人民知識化,知識分子勞動化,促進人民當家作主,建立一個公平正義的理想社會。

  兩相對比,我們就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要解決窮孩子的教育問題,根本的出路還在于改變不平等的社會制度,改變勞動人民在整個社會結構中的被壓迫被剝削地位。因此,我們說,教育不能離開政治經濟而獨立存在,它既受制于經濟關系,更受制于政治關系,是一定政治下的副產品,也是一定政治下的必然產物。

  現在,經常聽到某些專家提出這一個教改,那一個教改,是根本不能解決問題的。況且靠現代“武訓”們的善舉,更是杯水車薪,無濟于事。

  現在我們也許可以回答社會出現愈來愈多的現代“武訓”究竟是好事還是壞事,我們有必要那么激動地大費周章地熱炒嗎?還是讓我們永遠記住毛主席的那些發人深省的教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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