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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我國夏代國家的起源

作者:沈長云 發布時間:2020-11-14 08:37:43 來源:光明日報 字體:   |    |  


漢孔安國傳,唐孔穎達疏,陸德明釋文《尚書注疏》資料圖片

圖1

  最近有關我國夏代歷史文化的討論引起社會廣泛關注,到底我囯歷史上有沒有一個夏朝,夏的歷史是否可信,再次作為一個問題擺在中國學者面前。盡管我們過去已就這個問題多次發表意見,但既然這個問題再度被提及,表明其中一些具體問題還需要進一步進行探討。例如夏是在什么地方,包括在什么樣的地理環境和氣候環境下產生的?夏代囯家是因何緣故和通過什么途徑產生的?學者的意見并不統一。這里,我想換一種思路,從世界上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國產生的角度,來談談我國最早的古國夏是如何產生的問題。我想這將有助于人們把對夏的認識建立在更加科學的基礎之上。

  從對四大文明古國的認知談起

  世界上有四大文明古國,中國是四大文明古國之一,這大概是目前國內外學者的一個共識。當代兩部國外學者所寫的較有影響的世界史書,一部是由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所寫的《全球通史》,另一部是由美國學者威廉·麥克高希所寫的《世界文明史》,也都無例外地把中國算作世界最早的一批文明古國之一。前者說“中東、印度、中國和歐洲這四塊地區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歷史上最偉大的文明。這些文明使歐亞大陸成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歷史中心地區”。后者則徑稱古代兩河流域、古埃及、古印度、古代中國和古代希臘是世界上最早的文明社會。兩位學者的說法與目前國內學者基本一致,只是他們把古希臘也算作是世界文明的發祥地,則稍有些不妥。這兩位先生所說的“古希臘”,大約指的是古代克里特島上的米諾斯文明,這里的文明雖然悠久,也很了不起,但它卻不是原生的文明,而是在古代兩河流域和古埃及文明的影響下發展起來的,因而按“最初的文明”或文明起源地這個標準來衡量,還是應將其排除在外的。

  歸納國內外學者有關四大文明古國的敘述,可以總結出所謂文明古國所具備的幾項基本特征:第一,它們都是原生的文明,是以后亞洲、歐洲、北部非洲等一系列次生文明的源頭;第二,它們都處在大河流域肥沃的平原地區,是這種特殊的自然地理環境孕育出來的古代文明;第三,它們產生的時間都很早,是它們所在的中東、北非、南亞、東亞幾個地區最早的文明。從學者的具體描述上看,它們產生的時間段是在公元前3500年至前2000年之間,確實可以稱得上是世界歷史上最早的一批文明。

  進一步研究學者所提到的各地區文明的起源及形成過程,可以了解到學者們是把國家的產生作為判定各地區進入文明的主要標志的。他們在談到各地區最早的文明社會時,首先注意到這些地區出現的“城市中心,由制度確立的國家的政治權力”,或者出現了對社會進行統治的“精英”或“統治階級”,或者“最早的君主政治”。

  這里,更為引人注目的是麥克高希談到的最早的中國文明,他說:“大約公元前2000年,中國的文明在早期新石器文化出現的地方發展起來……夏及后來商的統治者在黃河流域建立了王國,在那里他們建造了規模相當的灌溉工程。”這個意見提到夏是我國最早的文明,夏王國建立在我囯黃河流域,并且夏的建立與灌溉工程有關,都是值得我們十分關注的。

  我國學者的意見可以劉家和先生為代表,他明確說:“在歷史上,文明大體是和國家同時發生的。”“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發生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和三千年代。其中以尼羅河流域的埃及與幼發拉底和底格里斯兩河流域南部的蘇美爾地區文明發生最早,約始于公元前四千年代后期。印度河流域文明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中期,兩河流域北部和腓尼基地區的文明、黃河流域的夏文明和克里特島上的愛琴文明,發生于公元前三千年代晚期。”應當說,劉先生的話是國內多數學者的共識。因為只有承認夏王朝是我們中國最早的文明古國,我們才好說中國的古文明發生在公元前兩千年以前。

  何處探尋夏文明

  然而遺憾的是,目前國外不少學者,卻不那么贊成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夏王朝。他們認為夏代的歷史都是傳說,沒有得到夏代留下來的文字的證明。更有甚者,說夏史都出于后代的偽造。斯塔夫里阿諾斯顯然也受到了這種認識的影響,在他的《全球通史》中沒有一句話提到夏朝和夏代文明,表明他不承認中國歷史上有一個夏朝。

  造成這種狀況的原因,當然首先是國外學者缺乏對中國歷史與中國古代文獻的認識,但更重要的,我想,恐怕還是我們未能從考古上讓他們看到真正的夏代的文明。

  夏的存在載于中國古代最早的一批文獻《尚書·周書》之中,這批文獻距今已有三千年以上的歷史,距夏朝滅亡也就五六百年,所言夏之史事應具有相當的可信度。書里稱夏為“古之人”“古先民”,稱由于他們的統治者肆行淫樂,而被上天派遣商湯革去了他們的“命”,表明夏確實是歷史上存在過的一個朝代,且在商朝之前。如果說距今三千年的古人故意偽造一個先前的朝代,恐怕很難說得過去。連上世紀疑古派的領頭人顧頡剛先生也表示不能忽視《周書》中有關夏朝史事的記載。他在評論一篇楊寬先生懷疑夏王朝存在的文章中,先指出楊寬與陳夢家二位先生對夏的懷疑“誠不為無理”,卻又接著說:“惟《周書·召誥》等篇屢稱‘有夏’,或古代確有夏之一族……吾人雖無確據以證夏代之必有,似亦未易斷言其必無也。”

  當然最終決定夏的存在與否,還得要靠考古發掘的資料來解決。這也是國內從事古史研究的學者一致的認識。不過遺憾的是,我們從事夏代考古的專家卻未能取得充分讓人信服的可以說明夏的存在的成果。他們稱,分布在豫西晉南一帶的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然而國外學者對二里頭文化即夏文化這個命題本身就多持否定立場。一位來自圣路易斯華盛頓大學的美國學者就說,目前二里頭遺址的種種發現,不過標志著中國北部地區青銅文化的開始,由于銘文資料的缺乏,無法判定這一文化為歷史文獻所提供的何許民族或朝代。

  國外學者所提的問題雖然十分尖銳,但不能說完全無理,因為我們在證明二里頭文化分布的地區就是過去夏人或夏王朝所居住的地域方面確實沒有過多的實質性證據。可見關鍵問題還是要先確定文獻所提供的夏部族或者夏王朝到底在中國的什么地方,只有這個問題先解決了,再拿著有關考古材料去相互比鑒,才能解決對夏的認識問題。

  其實,就上述我們對文明古國的理解而言,中國最早的文明亦即夏文明應當在我們國家的大河流域并且是平原地區去尋找。從這個角度而言,僅把夏文明放在豫西一帶便顯然是不合適的,因為豫西一帶總體上屬于山地地形,與大河、平原這些字眼相去甚遠。要說與大河、平原扯得上關系的,只有黃河下游一帶地區,在這個地方應當能尋找到我國最早的文明古國夏的蹤跡。早在上個世紀初,我國著名古史學家王國維就已經提出了夏在黃河下游一帶的古河濟之間的論斷。他在所著《殷周制度論》中指出:“夏自太康以后以迄后桀,其都邑及他地名之見于經典者,率在東土,與商人錯處河濟間蓋數百歲。”他所說夏的都邑及“他地名”(即夏的諸侯國所在地域)都在古河濟之間,也就是今河南東部及山東西部一帶,它們都處在黃河下游的平原地區。

  更重要的是,我們把王國維的這個說法與豫東魯西一帶一些新的考古資料進行比勘,竟發現這里倒真有不少夏地域在古河濟之間的證據。其中最重要的一項資料來自河南濮陽的考古發掘。按文獻如《左傳》《世本》《竹書紀年》都有夏后相都于帝丘即今濮陽的記載。其中《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記,衛成公剛遷居到帝丘,即有衛國的始封之君衛康叔托夢給他,說其供奉給自己的祭品讓夏后相奪占去了。此無疑反映了春秋衛國所遷的帝丘城是建立在過去夏后相所都的舊址之上的事實。剛好,近年發掘的濮陽高城遺址也顯示出,其上面龐大的衛國都城正疊壓在夏初(或稍早時期)開始建造起來的一系列夯土城的基礎之上,這就十分明確地證實了濮陽高城就是過去夏后相的都邑。

  此外,我們還能舉出一些夏代的氏族,如有莘氏、有虞氏、作為夏車正的薛國族等居住在東方的考古學證據。過去在山東從事考古工作的張學海先生對之有過較詳細的論證。這幾個地方也都處于河濟之間的平原地區,屬于王國維所說的“它地名”。總之,我們應當把尋找夏文化的重點放到東方,放到黃河下游,放到古河濟一帶地方來。

  古河濟文明——中國的大河文明

  古河濟之間的“河”指古代的黃河,“濟”指古代的濟水。這二水之間一片相當廣大的地區即所謂古河濟之間。我國古代地理書《禹貢》將之劃為古九州之一的兗州,其地適當河南省東部與山東省西部一帶,是我國古代文明重要的發祥地之一,傳說中堯、舜、禹就生活在這一地域。

  從地理環境上講,它是一片平原低洼之地,正處在西邊的太行山與東邊的泰沂山地兩個高地之間,為黃淮海大平原的中間部位。后來范蠡在此一帶經商,稱它是“天下之中”。因其地勢低平,交通方便,境內河流湖泊縱橫,水利資源豐富,十分有利于農業生產和民眾生活,更有利于招徠四方之民。更重要的是這片地區土壤的性質,它屬于黃河沖積而形成的特殊的黃土堆積,土質疏松、肥沃、富含礦物質而又易于墾殖,使得我國的農業在這些地方很早就長足地發展起來,更容易吸引人們前來種植和開發,從而創造出新的文明。上引美國學者斯塔夫里阿諾斯所寫的《全球通史》說,中東、印度、中國這幾個古文明產生的地方都處于“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完全適用于對古河濟之間的描寫。

  此外,我們還不應忘了那時氣候環境的變遷。按夏代以前的龍山時期,我國北方大部分地區正處在由過去溫暖濕潤的氣候環境向干涼氣候的轉換期。過去,在仰韶文化的時期,華北平原包括豫東魯西平原地區,由于氣候的溫暖濕潤,仍處于一派川水橫流、沼澤湖泊眾多的景象,尚未完成向今天這樣的自然環境的轉換,除了少數地勢較高的丘崗之外,整體上并不十分適宜人類居住。所以這個時期河濟間發現的人們的聚落遺址也相對稀少。迨至距今5000年以后,整個北方的氣候突然轉為干涼,氣溫降低,降水量減少,從而導致平原上湖泊沼澤大面積萎縮,河流下切,新的河流階地、沖積平原和河口三角洲堆積迅速發育,使得這里開始變得適合人類居住。尤其是距今4200年左右,氣候再次大幅度變干變涼,促使這一地區的河道與海岸線基本固定下來,湖沼面積進一步急劇縮小,整個豫東魯西變得更加適合人類居住,由是這里的人口與聚落便空前迅速地繁殖起來。對此,不少考古學者如曹兵武、巫鴻等先生都有很精到的論述。

  這樣,在龍山時代的后期,古河濟之間及其附近地區便已然發展成了一個四方輻輳、人口興旺的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心。其時別的一些地區的小平原抑或有人前往,但顯然趕不上這廣闊而又富饒的大平原對人們的吸引力。這種情況,與文獻記載以夏后氏為首的夏部族以及許多著名氏族在這一帶生息繁衍,是完全一致的。根據文獻,我國虞、夏、商,以及顓頊氏、祝融氏乃至秦人的祖先,都曾在這一帶活動。此即是我國古代第一個早期國家在這個地方興起的歷史地理背景和人文背景,夏王朝建立在此時此地,絕不是偶然的。

  大禹治水與夏代國家的產生

  夏已進入國家時期,研究夏文化應首先研究夏代國家的產生,那么,古河濟間居民組成的囯家社會及其制度是怎樣建立起來的呢?

  早在19世紀中葉,馬克思就談到古代埃及、古印度、古代美索不達米亞和波斯這些國家的政府職能與當地灌溉農業的關系,指出“亞洲的一切政府不能不執行一種經濟職能,即舉辦公共工程的職能”(馬克思:《不列顛在印度的統治》,《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這實際指出了古代亞洲非洲文明古國的產生多是與組織修建灌溉工程有關。馬克思沒有直接談到古代中國,但從我國夏代國家向被視為與古代埃及、古代印度、古代兩河流域同一類型的古國來看,它的產生,似乎也應當歸結為“灌溉”一途。當然也有人不同意這樣的歸納,他們說,從文獻看來,我國夏初統治者所從事的,只是對水患的治理,而不是灌溉工程,所以不應將我國古代社會與亞洲其他文明古國混為一談。其實這是一種機械地看問題的方法。我們說,盡管治理水患和用水灌溉不是一回事,但都屬于和水打交道的“公共事業”,在組織這些工程以促使古代國家產生的路徑這一點上,二者并沒有本質的區別,何況治理水患和用水灌溉二者也不應截然地對立起來,因為用作去除水患的溝洫也同樣可以用作灌溉。根據文獻記載,我國夏代國家正是通過夏后氏首領大禹的治水,在組織廣大民眾參與水利建設并保持對他們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國語·周語》說,由于禹治水的成功,“皇天嘉之,祚以天下,賜姓曰姒,氏曰有夏,謂其能以嘉祉殷富生物也”,應當說把禹治洪水與夏代國家建立二者之間的關系已表達得十分清楚。

  這里的關鍵,應是要確定大禹治水的真實性并弄清楚禹治洪水的性質。禹治洪水故事自有真實的成分,亦有后人附益的夸張乃至神話的內容,如將禹的疏川導滯夸張成在整個九州土地上的“導江”“導河”,將大江、大河各個險要之處說成是禹疏通水道留下來的痕跡(即所謂“禹跡”)之類。過去顧頡剛指出這些夸張的內容不可信,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因此而否定整個禹治洪水故事的真實性,說它們皆屬神話,并皆為戰國時人的編造,就不對了。近年發現的豳公(見圖1)銘反映早在西周時期社會就已廣泛流傳著禹治洪水的故事,且這個故事并不含有神性,說明顧先生認為禹治洪水故事乃戰國時人的編造,實屬疑古過甚的做法。

  我們注意到,豳公(見圖1)銘文中,所謂禹的治水不過就是一般人們經常提到的“浚川”。這在其他一些文獻中稱作“疏川導滯”,也就是對遭到洪水淹沒的平原低洼之處的小的河流進行疏浚,以便將滯留的洪水盡快引導到下游湖泊和河水干流中去,使土地能夠從一片汪洋中盡快顯露出來,好重新對它進行規劃與布置,人們也能從所居住的土丘下到平地上來,重新開始正常的耕作。這樣一種治水方法是完全可以信以為實的。對于這一點,當年徐旭生先生也有很清醒的認識,他說:“如果詳細考察我國的地形、古代河患的沿革,以及我中華民族發展的階段,就可明白洪水發生及大禹施工的地域,主要的是兗州。豫州的東部及徐州的一部分也可能有些小施工,此外北方的冀州、西方的雍、梁、中央豫州及南方荊州的西部,山岳綿亙,高原錯互,全不會有洪水。”(徐旭生:《中國古史的傳說時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版)上面已經講了,古代的兗州就是古河濟之間,也就是夏所在的地域。原來,禹正是在自己的家鄉領導居民抗御洪水的。禹治洪水故事與夏所在地域二者互相印證,再次證明了夏代的真實存在。

  當然,對于禹時洪水的真實性,我們也能舉出一些環境考古方面的旁證,就是古河濟地區星羅棋布的小土丘。那時這一帶的居民都懂得把家安在這些高出地表的小土丘上,以防備不時襲來的洪水,至洪水退去以后,再下到地面耕作(即《書》所謂“降丘宅土”)。如今這些土丘(亦稱作堌堆)仍遍布在豫東魯西廣大的平原之上,許多以“某丘”命名的地名更是沿用至今,它們都默默地述說著當年禹所經歷的洪水,說明禹治洪水的故事是其來有自的,并非出于憑空想象。

  當然,像這樣為躲避洪水而在平原上的土丘或稍高一些的地勢上建造居邑的做法,在同為四大文明古國的古代兩河流域、古埃及和古印度乃是所在多有,并非只是中國的專利。僅引述世界史學者拱玉書有關兩河流域考古的一段介紹作為參考。他說,從上世紀三十年代開始,伊拉克考古工作人員曾對境內古遺址進行普查,到1949年止,已經在地圖上標明了5000個遺址的準確位置,它們大多數都是高出地面的土丘。他還談到這些土丘形成的過程,說由于這里人們的房屋主要是用泥土蓋成的,需要經常翻修,每翻修一次,地面就要增高一些,這樣,經過一代又一代,他們的住地就逐漸拔地而起,最后就形成了丘(拱玉書:《日出東方:蘇美爾文明探秘》)。這與我們古河濟平原上土丘的形成,完全是同樣的道理。

  綜上所述,中國是世界文明古國之一,中國最早進入文明時代的是夏王朝;夏代文明和其他文明古國一樣,都起源于大河流域下游的平原地區,具體在我國黃河下游、今河南東部與山東西部的古河濟之間。夏代國家的產生與禹治洪水密切相關,這與其他文明古國起源于對水利灌溉工程的興修具有同樣性質。夏王朝實際就是夏禹在領導治水的過程中,通過對參加治水的有關部族的人力物力的控制,并保持對他們集中統一領導的基礎上,從而建立起來的。

  (作者:沈長云,系河北師范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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